跟數字時代的許多方面一樣，創新來自人文與科學的交匯處這種觀 點也不是這個時代獨有的。列奧納多·達·芬奇就是在人文與科學之間激 發創意的典范。而在廣義相對論的研究工作出現瓶頸時，愛因斯坦會拿出自己的小提琴演奏莫扎特的樂曲，直到他能重新找到“天體的和諧旋律”為止。

　　埃達·拜倫（Ada Byron），英國詩人拜倫之女，發表了關于巴貝奇分析機的“注解”。正式稱謂是埃達·洛夫萊斯或者洛夫萊斯夫人。

　　從理性來看，這樁婚姻可以說是天作之合。對于埃達來說，婚姻可以讓她有機會過上穩定和踏實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婚后的埃達終于可以不再依賴獨斷專行的母親。而對于威廉來說，這樁婚姻也為他帶來了 一位出身于名門望族的妻子。

　　伯努利數生成算法的詳細編程描述（出于關于巴貝奇分析機的“注解”）是第一個正式發表的計算機程序，而且這份成果的最終署名是A.A.L.——奧古斯塔·埃達·洛夫萊斯的縮寫。

　　巴貝奇沒有為自己的機器籌到更多的資金，機器始終沒有被建造出來，他最后在貧困潦倒之中郁郁而終。至于洛夫萊斯 夫人，她再也沒有發表過其他的科學論文，她終日沉迷于賭博和鴉片藥物之中，生活每況愈下。她和一位賭博搭檔私通，后來還遭到這位情夫的勒索，被迫變賣自己的家傳珠寶。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她與子宮癌進行了一場極其痛苦的抗爭，其間還進行了多次放血治療。她在1852年 病逝，終年36歲。按照她的臨終遺愿，她被埋葬在一個鄉間墳墓中，長眠于自己素未謀面的父親旁邊，她的父親也是在同樣的年紀逝世。（評：許多人物往往只能在歷史長河輝煌一次，或只有一件影響大的事或創作，結局也未必美好。即使這樣，能達到的也是少數，大多數人一生都不會在歷史上留下半點印記。）

　　瑪麗·雪萊，英國詩人雪萊之妻，在拜倫提議下創作《科學怪人》 （Frankenstein ）。　

　　工業革命的基礎是兩個簡單而重要的概念。創新者們想出了一些可以簡化工作的方法，他們將工作細分成可以通過流水線完成的更為簡單 和瑣碎的任務。然后，發明家們開始從紡織業中找到使用機器完成工作步驟的方法，其中有很多工作都由蒸汽機提供動力。以帕斯卡和萊布尼 茨的想法為基礎，巴貝奇嘗試在生產計算結果的過程中同時應用這兩個 概念，制作出一臺機械計算機器，這是現代計算機的前身。他最重大的 概念飛躍是這種機器不一定只能執行一種操作，而是可以使用打孔卡片 進行編程和重新編程。埃達看到了這個誘人的概念帶來的好處和意義， 并從中得出了一個更為令人興奮的想法：這種機器不僅可以處理數字， 還可以處理任何能用符號表示的事項。

　　事實上，埃達做出的貢獻不但意義深遠，而且鼓舞人心。她窺見未來的能力已經超過了巴貝奇，以及任何一個與她處于同一時代的人。她 眼中的未來是機器會成為人類想象力的伙伴，這兩者的結合可以編織出如雅卡爾提花（巴貝奇使用打孔卡片作為分析機指令輸入的靈感來源）一樣精美的圖案。她對詩意科學的理解讓她能夠欣賞一種想象中的計算機器，雖然當時的科學水平無法實現這種設備的建造，但是埃達認識到了它的處理能力可以用于任意形式的信息。因此，埃達· 洛夫萊斯伯爵夫人確實幫助播下了數字時代的種子，它們將在100年之后開花結果。

　　創新有時只是時機的問題。如果一個偉大想法出現的時候剛好存在 可以實現它的技術，那么一項創新就誕生了。例如，人類登月計劃被提 出的時候，微型芯片的發展水平剛好可以將計算機導航系統放進火箭的 頭錐里面。然而，創新有時也會在不對的時機出現。查爾斯·巴貝奇在 1837年就發表了一篇關于精密計算機的論文，但是制作這種計算機所需 的技術進步需要經過100年才能達成。 雖然某些技術進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技術的發展不僅體現在 重大的飛躍之中，還是由無數個小幅的改進累積而成的。打孔卡片的發 展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巴貝奇在雅卡爾紡織機上發現了這種卡片的用 途，并打算將其整合到自己構想的分析機當中。后來，真正適合用于計 算機的打孔卡片在赫爾曼·霍爾瑞斯（Herman Hollerith）的手中得到了 完善。他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的一位職員，在得知手動制作的1880年人口 普查表需要近8年的時間才完成之后，他大為震驚，于是他決心要讓 1890年的人口普查工作實現自動化。霍爾瑞斯后來成立的公司 在經過一系列的并購重組之后，于1924年成為國際商業機器公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簡稱IBM。

　　麻省理工學院的工程學教授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建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臺模擬電子機械計算機。他在麻省理工學院擔任過工程學院院長，是電子公司雷神（Raytheon）（一家龐大的國防承包商和電子公司）的創始人，還在“二戰”期間擔 任過美國軍事科學機構首腦。個人電腦（即普通人能夠親手操作并帶到家中使用的電腦）這一思 想是萬尼瓦爾·布什1945年提出的。

　　圖靈的確更傾向于獨來獨往。身為同性戀者的事實讓他有時會感到自己無法融入其他人的圈子；他獨自一人居住，避免與其他人進行深入的接觸。他曾經向一位女同事求婚，但后來他還是覺得有必要告訴她自己是同性戀者。對方沒有為此感到困擾，仍然愿意與他成婚，但他始終 認為這是一種欺騙行為，因此沒有繼續這樁婚事。不過，他最終并沒有 成為一個“無可救藥的孤獨者”。他學會了如何在一個團隊中與其他協作 者一起工作，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合作，他的抽象理論才得以體現在真正的發明上。

　　“繼電器”是一種利用電流控制通斷的開關，例如電磁繼電器。在開關時會發出響聲的繼電器有時會被稱為機電繼電器，因為它們含有活動 的部件。真空管和晶體管也可以作為電路中的繼電器，它們被稱為電子 繼電器，因為它們在控制電流的過程中無須移動電子元件。“邏輯門”是 一種可以處理一個或多個輸入的開關。例如，在帶有兩個輸入的電路 中，“與”門在兩個輸入均為高電平時才能輸出高電平，“或”門在其中一 個輸入高電平時即可輸出高電平。香農的想法是這些邏輯門可以集成在 電路當中，這樣就可以執行布爾邏輯代數的運算。 香農在同年秋季返回麻省理工學院。布什對香農的想法大為欣賞， 并鼓勵他將這些內容加入自己的碩士論文當中。這篇題為《繼電器與開關電路的符號分析》的論文展示了執行布爾代數的各種運算的方 法。“利用繼電器電路執行復雜的數學運算是可能的。”他在論文的結尾總結道。 這篇論文成為所有數字計算機的基礎概念。

　　在莫奇利的個性當中，一個最為突出的特點是熱衷于分享思想（他 在分享的時候通常都會滿臉笑容，眼里透出一種熱切的情感），這點使他成為一個大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他喜歡與人交流，而且他似乎可以 從對話當中吸收其他人的想法，”他的一位同事回憶道，“約翰喜歡社交 場合，喜歡美食和好酒。他喜歡美女，喜歡有魅力的年輕人，也喜歡頭 腦聰明和與眾不同的人。” 向他請教問題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為他 總會充滿激情地跟你談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各種話題。

　　跟大多數人一樣，莫奇利也會從各種各樣的經歷、對話和觀察當中 收集不同的見解，他的信息收集來源包括斯沃斯摩爾學院、達特茅斯學 院、貝爾實驗室、美國無線電公司、世界博覽會和艾奧瓦州州立大學等 各種地方，然后他會把收集到的信息融合成為自己的想法。“一個新的想法會以直覺的形式突然出現，”愛因斯坦曾經說過，“但這種直覺不過 是以往的知識經驗的產物。”當人們從多個來源收集和整合信息的時 候，他們很自然地會認為最后產生的想法是屬于他們自己的——事實上 亦是如此，所有的思想都是通過這種方式誕生的。

　　與阿塔納索夫不一樣的是，莫奇利有機會，也有意愿與一支人才濟 濟的團隊進行合作。因此，他和他的團隊并沒有造出一臺被廢棄在地下 室中的半成品，而是作為世界上第一臺電子通用計算機的發明者被載入史冊。

　　美國在1941年12月正式加入“二戰”，戰爭的需要使得美國有充足的 動力為莫奇利和埃克特正在研發的機器提供資助。賓夕法尼亞大學和位于阿伯丁試驗場的陸軍軍械部當時得到了一項軍方指派的任務——為美國輸送到歐洲的火炮武器制作記錄發射角設置的說明書。為了實現精確的瞄準，這些火炮的彈道表需要考慮數百項發射條件，包括溫度、濕度、風速、高度和火藥的種類等。

　　僅僅針對一種火炮發射的一種炮彈，它的彈道表制作就需要通過微 分方程組計算三千條彈道。這項工作通常會使用萬尼瓦爾·布什在麻省 理工學院發明的微分分析機來完成。這臺機器的計算工作需要超過170 個人的協助，這些被稱為“計算員”（computer）的工作人員大多數都是 女性。為了求解這些方程，他們需要在桌面加法機上進行繁復的操作。 這項工作召集了全國各地的女性數學專業學生來完成。盡管如此，僅僅 為了計算一個彈道表就要花費超過一個月的時間。到了1942年夏天，這 樣的計算進度顯然已經越來越跟不上戰事的需求，導致美軍的部分火炮 出現了無法使用的情況。

　　莫奇利和埃克特將他們之前的備忘錄整理成一篇題為《關于電子微分分析機的報告》（Report on an Electronic Dif . Analyzer ）的文章。使 用縮寫“diff.”是一個取巧的做法，因為它既可以表示“不 同”（differences），這點反映了這臺待建的機器具有數字化的特點；還可以表示“微分”（differential），這點描述的是它可以求解的方程類 型。這臺機器在不久后就被賦予了一個更容易被記住的名字：ENIAC， 即電子數字積分計算機（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盡管ENIAC的主要設計用途是求解微分方程，這是計算火炮彈道的關鍵所在，但是莫奇利在報告中表示它可以配有一個“編程設備”，這樣它就可以用于完成其他的任務，成為一臺更為通用的計算機。

　　埃克特深知如果沒有精確的執行，再偉大的概念也發揮不出應有的 價值（這是阿塔納索夫學習到的教訓），因此他會放下身段對項目進行 事無巨細的管理。他會在其他工程師之間來回巡察，告訴他們應該在哪 個位置進行焊接或者擰緊電線。“我會查看每位工程師的工作，還會仔 細檢查機器中每個電阻的每項計算，確保所有工作都能準確完成。”他 堅定地說道。他對所有不在乎細節的人都沒有好感。“人生正是由各種 各樣的小事組成的，”他曾經說過，“當然計算機也只是一個由細節堆砌 而成的龐大整體。”

　　埃克特和莫奇利兩人之間可以起到互補的作用，這點讓他們成為數字時代眾多雙人領導組合當中的典范。埃克特會以精益求精的要求來鞭 策其他人；莫奇利則更擅長于安撫人心，并讓他們感受到關愛。“他總 是在跟別人開玩笑，”埃克特回憶道，“他是一個很有人緣的人。”專業 技術過硬的埃克特有時也會出現精神緊張和注意力不集中的問題，因此 他非常需要一個可以跟他交流想法的人，這是莫奇利非常樂意擔當的角色。

　　ENIAC，十進制系統，1945年11月全面投入使用。

　　其實英國早在1943年年底就已經成功制作出了一臺含有真空管的電子計算機。不過這在當時是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項目，而且它在30年之 后才被公之于世。這個項目是在布萊切利鎮（距離倫敦西北45英里）的 一座維多利亞式紅磚莊園中進行的。英國政府當時召集了一批天才和工 程師，讓他們在這個與外界隔絕的地方進行德軍密碼的破解工作。這臺 被稱為“巨人”（Colossus）的計算機是世界上第一臺全電子化和部分可 編程的計算機。由于它是針對一項專門的任務而建造的，所以它不是一 臺通用型或者“圖靈完備”的計算機，不過它身上確實體現了艾倫·圖靈 的烙印。

　　在1943年12 月制成了第一臺巨人計算機。1944年6月1日，一臺含有2400個真空管 的改進版巨人計算機也開始投入使用。它成功解密的首批情報對當時正 蓄勢待發的諾曼底登陸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上將根 據巨人計算機和其他來源的信息了解到希特勒沒有在諾曼底部署更多的 兵力，從而堅定了發動諾曼底登陸的決心。

　　這就意味著遠在ENIAC之前（它直到1945年11月才完全投入運 作），英國的密碼破譯員就已經制作出了一臺完全電子化和數字化（真 正采用二進制）的計算機。在1944年6月制成的改進版巨人計算機甚至 可以實現部分的條件分支功能。但是跟含有10倍真空管數量的ENIAC不 一樣的是，巨人計算機只是一種專門用于破譯密碼的機器，而不是通用 型的計算機。由于它的可編程性有限，所以它也不能像ENIAC那樣（在 理論上）可以根據指令執行所有類型的計算任務。

　　當我們要找出某項發明的貢獻者，確定誰 最值得被歷史銘記的時候，其中一個衡量標準是考慮誰的貢獻產生了最 大的影響力。發明的意義在于為歷史的發展做出貢獻，以及影響一場變 革的形成。如果按照歷史影響的標準來評價的話，埃克特和莫奇利是最 值得稱道的創新者。幾乎所有在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計算機都起源于 ENIAC。要評價弗勞爾斯、紐曼和圖靈的影響是比較困難的，雖然他們 的工作一直被列為最高機密，但是他們三人都參與了英國在戰后的計算 機建設工作。楚澤長期在與外界隔絕的地方進行研究，而且他的重要研 究成果都在柏林的空襲中毀于一旦，因此他對計算機發展的影響就更小 了。至于阿塔納索夫，他在這個領域的主要影響（也許是唯一的影響） 可能就是為前來訪問的莫奇利提供了一些靈感。

　　當時已經離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埃克 特和莫奇利為他們聯手建造的ENIAC申請了一項專利，他們最終在1964 年獲得專利（當時的專利申請處理流程相當緩慢）。在此之前，埃克特 和莫奇利成立的公司和它的專利權已經被雷明頓·蘭德（Remington Rand）公司收購了，后者在這時已經更名為斯佩里·蘭德（Sperry Rand）。【目前的優利公司】

　　盡管這個案件仍然沒有確定（即使是在法律上）誰對現代計算機的 發明做出了最大的貢獻，但是它確實發揮了兩個重要的作用：它不僅將 阿塔納索夫從被遺忘的邊緣重新帶回了歷史的舞臺；而且雖然這可能不 是法官本人或者案件雙方的本意，但它還是明確證明了偉大的創新通常 都是由多個創造者的想法融合而成的結果。一項發明，尤其是像計算機 這樣復雜的發明，通常都不是一個人的神來之筆，而是多人協作編織而 成的創意圖案。莫奇利曾經與許多人進行過交流，這點可能會使他的專 利更難站得住腳，但是這樣絲毫也不會降低他的影響力。

　　在值得被稱為計算機發明者的人員名單當中，莫奇利和埃克特應當 排在第一位，不是因為所有關于計算機的想法都是他們原創的，而是因 為他們有能力將不同來源的想法聚集在一起，然后加入他們自己的創 意，并建立一支合適的團隊來執行他們的想法，而且他們對計算機的后 續發展也產生了最為深遠的影響。他們建造的機器是第一臺通用型的電 子計算機。“阿塔納索夫也許在法庭上贏下了一分，但他后來還是回去 繼續當老師了，而我們卻仍然站在前線建造第一臺真正可編程的電子計 算機。”埃克特后來指出了這點。

　　在計算機的發明歷程當中，圖靈也是功不可沒的，因為他提出了通 用型計算機的概念，后來更親自加入了布萊切利園的計算機研發團隊當 中。至于其他人對計算機歷史產生的貢獻大小，你可以根據自己看重的 標準進行判斷。如果你著迷于那些獨立發明家的傳奇故事的話，那么你 可能會將阿塔納索夫和楚澤放到很高的地位。但是我們從計算機的誕生 可以得到的主要經驗是：創新通常都是一項團隊工作，它需要遠見者和 工程師之間的協作，而且創意是一個集思廣益的成果。這樣的情景只會 出現在故事書里面：在地下室、閣樓或者車庫之中，有一個人突然靈光 一閃，或者是在腦袋旁邊亮起了一個小燈泡——一項發明就此誕生。

　　由于霍珀擁有準確表達信息的能力，所以艾肯委派給她一項任務 ——編寫世界上第一本編程手冊。“你要寫一本書。”有一天他站在她的桌子旁邊說道。 “我不會寫書，”她回復道，“我從來沒有寫過書。” “既然你現在已經是海軍的一員了，”他說道，“你就要寫這本書。”? 霍珀最終寫成了一本多達500頁的書籍，這本書不僅記錄了馬克一 號的建造歷史，而且還是一本針對這臺計算機的編程指南。

　　每天晚上，霍珀都會向艾肯朗讀她在當天寫成的內容，這個過程讓 她學習到了成為優秀作家的一個簡單技巧：“他指出如果你在大聲朗讀 的時候發現有不順暢的地方，那你最好修改一下這個句子。我每天都要朗讀自己完成的5頁內容。”? 在經過了這樣的訓練之后，她的文筆開始 變得簡潔利落、條理清晰。霍珀和艾肯的緊密合作關系就像是一個世紀 之前的洛夫萊斯和巴貝奇一樣。在不斷深入了解埃達·洛夫萊斯的過程 中，霍珀對她的認同感也變得越來越強烈。“她編寫了第一個循環程序，”霍珀說道，“我永遠不會忘記這點，我們都不會。”?

　　數字時代的多數偉大創新都是個人和團隊相互作用的結果，即使是富有創意的個人（莫奇利、圖靈、馮·諾依曼、艾肯），他們的想法也需要通過團隊合作來 實現。

　　在哈佛大學工作期間，霍珀對多種編程方式進行了完善，其中包括 子程序的編寫。子程序指的是專門用于特定任務的代碼塊，它們只需要 儲存一次就可以按照需求在主程序的不同位置調用。“子程序是一種明確定義、容易符號化和經常重復的程序，”她寫道，“哈佛馬克一號含有 用于求解sin x、lg10 x和10x的子程序，每個子程序都通過單個操作碼調 用。” 這是埃達·洛夫萊斯最初在分析機論文的“注解”中描述的概念。 霍珀將這些子程序收集到一個不斷增補的程序庫當中。她在為馬克一號 編程的時候還發明了編譯器的概念，編譯器是一種用于為多臺機器編寫 相同程序的工具，它可以將程序的源代碼翻譯為不同計算機處理器使用 的機器語言。 此外，她的團隊還提出了程序故障（bug）和調試排錯 （debugging）這兩個術語。哈佛馬克二號（Mark II）計算機被放置在一 座沒有安裝紗窗的大樓里面。一天晚上，這臺機器突然出現故障，工作 人員馬上開始查找問題的所在。他們發現有一只翼展達4英寸的蛾子卡 在了機器的一個機電繼電器里面。他們將這只蛾子取了出來，并用膠帶 把它黏貼在工作日志上面。“面板F（蛾子）在繼電器中，”日志上的記 錄寫道，“這是首次發現蟲子（bug）的情況。”? 從此以后，他們就將 排除故障的工作稱為“為機器除蟲”（debugging the machine）。

　　計算機的創新者和其他領域的先驅一樣，如果在前進的道路上止步不前的話，他們就會被其他人超越。他們的性格當中有著諸如固執和專 注這樣的特點，雖然這些特點是他們的創造力的來源，但有時候也會讓 他們難以接受新鮮的想法。史蒂夫·喬布斯正是一個以固執和專注著稱的創新者，然而當他意識到自己需要“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的時 候，他就會突然改變自己的主意，這點經常讓他的同事們感到措手不 及。艾肯缺乏這種靈活應變的能力，所以他無法實現優雅的轉身。身為 海軍中校的他對中央權威有著本能一樣的執著，因此他的部下不能像莫 奇利和埃克特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團隊那樣不受拘束地工作。艾肯還將 可靠性的優先級放在了速度之上，所以即使賓夕法尼亞大學和布萊切利 園的團隊都已經清楚認識到了真空管是未來的潮流，他仍然堅持使用久 經考驗和可靠性更高的機電繼電器。他的馬克一號每秒只能執行三個指 令，而正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建造的ENIAC可以在同樣的時間內執行5 000 個指令。

　　重新編程ENIAC的工作需要手動切換凌亂不堪的線纜和重置各種開 關。編程最初被認為是一項例行公事，甚至是低等的工作，也許這就是 為什么這種編程工作會交給女性負責的原因，因為當時的思想并不鼓勵 女性成為工程師。然而這群為ENIAC編程的女性很快就證明了計算機的 編程工作可以達到和硬件設計同等重要的地位，這是男性工程師們在后 來才逐漸認識到的一個事實。時至2011年，瓊·詹寧斯·巴爾提克在去世前不久還自豪地回顧了她 們的成就——創造出第一臺通用型計算機的程序員都是女性：“盡管我 們那個時代的女性通常只有非常有限的就業機會，但我們還是幫助開創 了計算機的時代。”她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點是因為當時有許多女性都 具備數學知識，而且計算機的發展需要她們的技能。

　　“我們曾經就關于宗教真理和信仰的問題進行過一些大的爭論。盡 管我們之間存在不一樣的地方，或者說正因為有了這些不同，我們都非常喜歡彼此。”　

　　馮·諾依曼和圖靈兩人在普林斯頓大學相遇，雖然他們后來都成為 通用型計算機的重要理論家，但是他們有著完全對立的個性和氣質。圖 靈的生活非常簡樸，他長期居住在宿舍和旅館當中，而且通常都是獨來 獨往。馮·諾依曼是一個講究生活享受的人，他每周都會和妻子在普林 斯頓大學的大宅中舉辦一到兩次聚會。圖靈是一個長跑運動員；雖然馮 ·諾依曼的興趣相當廣泛，但是長跑（甚至是短跑）顯然不在此列。“他 在衣著和習慣方面比較不修邊幅。”這是圖靈的母親對自己兒子的看 法。相比之下，馮·諾依曼幾乎在任何時候都會穿著整齊的西裝三件 套，連在騎驢游覽大峽谷的時候也不例外。他在學生時代的衣著已經十 分講究，據說數學家大衛·希爾伯特在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只問了一個 問題：他的裁縫是誰？

　　在自己舉辦的聚會上，馮·諾依曼喜歡用各種不同的語言來講笑話和背誦低俗的打油詩。他非常熱衷于享受食物，有一次他的妻子甚至說 他可以計算除了卡路里之外的任何東西。他在開車的時候總是橫沖直 撞，所以他時常會把車子撞壞，他還對新款的凱迪拉克轎車情有獨 鐘。“他每年至少都會買一輛新的凱迪拉克，不管之前那一輛有沒有被 他撞壞。”科學歷史學家喬治·戴森（George Dyson）這樣寫道。

　　艾肯對于分享的想法也同樣抱有開放的態度。“不 用擔心其他人竊取你的想法，”他曾經對一位學生說過，“如果這是原創 的想法，你肯定可以讓別人接受它。”盡管如此，馮·諾依曼漫不經心地 對待想法原創者的態度仍然讓艾肯感到驚訝和一絲不快。“他不會在意 自己談論的想法是來自哪里的。”艾肯說道。

　　馮·諾依曼后來成為ENIAC團隊的顧問，他堅持計算機程序應該與 數據保存在同一個存儲器中的想法，因為這樣可以在程序運行的過程中 輕易地對其進行調整。

　　雖然馮·諾依曼樂于接納新的觀點，但是他的聰明才智總是讓人不 敢反駁他的看法，不過詹寧斯有時會這樣做。有一天，她對馮·諾依曼 的其中一個觀點提出了異議，他用難以置信的目光看著她，不過他在稍 作思考之后還是接受了她的觀點。馮·諾依曼會認真聽取別人的意見， 同時非常擅長讓自己表現得謙遜，這點體現了他的個人魅力。“他是 一個非常聰明和自信的人，但同時他在向其他人提出自己的想法時會表 現得十分謙遜和靦腆，這確實是一種奇特的性格組合，”詹寧斯說 道，“他會焦躁地在房間里來回走動，然而他在展示想法的時候會給人 這樣一種感覺，他就像是在為自己提出的異議或者更好的想法而向對方道歉。”　

　　馮·諾依曼特別擅長構思計算機編程的基本原理。計算機編程在當時仍然是一項含義模糊的技術，自從埃達·洛夫萊斯在一個世紀之前為 分析機寫下伯努利數的生成步驟以來，這項技術一直都沒有取得明顯的 進步。他意識到建立一個簡潔的指令集需要嚴謹的邏輯和準確的表 達。“他非常透徹地解釋了為什么我們需要或者不需要某個特定的指 令，”詹寧斯說道，“這是我第一次真正認識到指令代碼的重要性，并了 解到它們背后的邏輯和指令集必須含有的要素。”這點正是他博學多識 的明證，這種天賦讓他能夠抓住一個新想法的本質。“馮·諾依曼擁有在 問題中找出重點的能力，我在其他天才身上也注意到了這個特點。”

　　來自 貝爾實驗室、洛斯阿拉莫斯、布萊切利園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創新都是 通過這種方式誕生的。馮·諾依曼的一個長處是擁有主導這種協作創新 流程的天賦——他善于提問和聆聽，他會溫和地提出試探性的建議，清 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最后對各人的想法進行匯總整理。 馮·諾依曼習慣于收集和整理想法，而且不太在意這些想法的準確 來源。這種做法雖然有助于他構思和完善EDVAC沿用的概念，但有時也 會惹怒那些更加關心功勞（或者知識產權）歸屬的人。他曾經宣稱通過 團隊討論得出的想法是不可能確定歸屬的。

　　詹寧斯后來抱怨許多新聞報道都過分地夸大ENIAC的能力，并把它 稱為“巨型的大腦”，她認為這是在暗示其擁有思考的能力。在看待機器 的思考能力方面，詹寧斯沿襲了埃達·洛夫萊斯的觀點。“ENIAC無論如 何都不會是一個大腦，”她強調，“它沒有思考的能力，目前的計算機都 沒有這種能力，不過它確實能夠為人類的思考提供更多可利用的數據。”

　　重新配置的ENIAC在1948年4月投入使用，它帶有一個只讀存儲 器，這點意味著它難以在運行的過程中調整程序。此外，它的水銀延遲 線存儲器的性能欠佳，而且需要精密的工程技術才能制作出來。一臺來 自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小型計算機能夠避免上述兩個缺點，這臺被稱 為“曼徹斯特寶貝”（the Manchester Baby）的機器是按照存儲程序計算機 的功能重新設計的，它在1948年6月開始運作。 曼徹斯特大學計算機實驗室的主管是圖靈的導師麥克斯·紐曼。

　　計算機創新陣地的轉移將我們重新帶回了專利保護的話題。如果當 時馮·諾依曼和他的團隊沒有離開計算機技術創新的最前沿，并把他們 的創新成果繼續留在公共領域，這種開源的創新方式會不會為計算機帶 來更加迅速的發展呢？抑或市場競爭和知識產權帶來的資本回報可以刺 激更多的創新出現呢？對于互聯網、萬維網和某些類型的軟件來說，開 放模式被證明是更加可行的。但是對于硬件來說，比如計算機和微型芯 片，專利保護制度正是在20世紀50年代涌現的大量硬件創新的源頭。專 利化的創新方式能夠行之有效（尤其是在計算機領域）的原因在于，大 型企業可以更好地完成計算機的研發、制造和營銷工作，而它們需要通 過專利制度來籌集運營的資金。此外，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硬件 一直要比軟件更容易得到專利保護。 然而，這種專利保護制度也對 硬件創新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專利化的經營模式會使企業變得故步自 封，這點讓它們錯過了在20世紀70年代初出現的個人電腦革命。

　　關于人工智能和人類意識的問題都可以追溯到非常久遠的歷史。對 于這個領域的大多數問題，笛卡兒都能夠運用現代的語言進行表 述。“我思故我在”這個著名的哲學觀點正是出自他在1637年出版的《談談方法》（Discourse on the Method ）一書中。笛卡兒在這本書中寫道：“如果存在一些跟我們的身體類似的機器，它們能夠在各個方面 盡可能接近地模仿我們的動作，我們還是可以利用兩條非常可靠的 標準來判明它們并不是真正的人類。第一條是……這種機器絕不能 對自己接收到的任何內容都做出條理清晰的回應，而這是最愚蠢的 人都能辦到的。第二條是，雖然某些機器在完成某些工作的時候可 以做得跟我們一樣好，甚至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它們肯定做不好其 他的事情，這點表明它們的行為并非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上。”

　　“香農不僅想（向機器）輸入數據，他還想輸入文藝的東西！”圖靈 在一天吃午飯的時候向貝爾實驗室的同事們說道，“他想對機器放音 樂！”在另一天的午餐時，圖靈繼續滔滔不絕地發表自己的言論，他高 亢的聲線讓餐廳里的高管人員都聽得一清二楚：“不對，我沒有興趣做 出一個超級大腦。我所追求的只是一個平庸的大腦，就像是美國電話電 報公司（AT&T）的總裁一樣。”

　　圖靈沒有 打算利用強大的處理能力來計算出每一步棋可能的走法，他關注的焦點 是能否讓機器通過不斷重復的練習“學會”如何下象棋。換句話說，機器 也許可以嘗試不同的開局走法，然后從每次的勝利或失敗中完善自己的 策略。

　　圖靈為人工智能給出了一個完 全可操作的定義：如果一臺機器輸出的內容和人類大腦別無二致的話， 那么我們就沒有理由堅持認為這臺機器不是在“思考”。 圖靈測試，也就是圖靈所說的“模仿游戲”（the imitation game）的操 作很簡單：一位詢問者將自己的問題寫下來，發給處于另外一個房間之 中的一個人和一臺機器，然后根據他們給出的答案確定哪個是真人。

　　針對來自神學方面的質疑，也就是上帝只將靈魂和 思考能力賜給了人類，圖靈表示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對“上帝的全知全能 的嚴重限制”。他提出了一個問題：上帝是否“有自由向一頭合適的大象 授予靈魂”？想必他是可以這樣做的，那么按照同樣的邏輯，上帝當然 也可以隨心所欲地向一臺機器授予靈魂。這番話從不信仰上帝的圖靈口 中說出還是有些諷刺意味的。

　　“與其嘗試編寫一個可以模擬成人大腦的程序，為什么不嘗試模擬 兒童的大腦呢？”他問道，“在經過適當的教育之后，它將有可能成長為 成人的大腦。”他承認機器的學習過程會跟人類兒童不一樣：“舉個例 子，它不會有雙腳，所以老師不能叫它幫忙裝滿教室外面的煤斗。也許 它也沒有眼睛……所以如果把這個怪物帶到學校的話，它肯定會被其他 小朋友過分地取笑。”因此這臺“兒童機器”將需要使用其他的方式進行 教導。圖靈提出了一種獎勵和懲罰機制，它可以促使機器重復或者避免 某些行為，最終這臺機器將會培養出自己對于思考的概念。

　　在《計算機器與智能》發表之后的幾年時間里，圖靈似乎很喜歡參 與到自己惹出的爭論當中。他以自己帶有諷刺性的幽默感取笑了那些關 于十四行詩和人類高等意識的主張。“終有一天，女士們會帶著她們的 計算機到公園散步，并且互相訴說‘我的寶貝計算機在今天早上跟我說 了這么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在1951年調侃道。正如他的導師麥克斯·紐 曼后來所說的：“他在解釋自己的想法時會提出一些引人發笑的比喻， 但它們又是恰到好處的，這點讓他成為一位討人喜歡的同事。”

　　腦外科醫生杰弗里·杰斐遜爵士甚至說出了更為出格的言論，他多次以“性沖動”作為例子，并反復提到了人類的“情感和本能，比如性欲”。他指出 人類會受制于“性沖動”，而且“有可能會因此而變得愚蠢”。

　　在1952年3月的庭審上，圖靈承認了自己的罪名，但他明確表示自 己不會為此感到后悔。麥克斯·紐曼也作為圖靈的品行證人出席了這場 審訊。在被宣判有罪和剝奪參加機密工作的權限之后， 圖靈面臨著 兩個選擇：坐牢或者緩刑，而第二個選擇的條件是需要接受荷爾蒙治 療，也就是通過注射合成的雌激素來抑制性欲，這種治療方法就像是把 人當成由化學藥物控制的機器一樣。他選擇了后者，這項治療持續了一 年的時間。 圖靈起初似乎能夠從容面對這些罪責，然而在1954年6月7日，他在 咬下一口浸染過氰化物的蘋果之后便與世長辭了。按照他的好友的說 法，他一直以來都對《白雪公主》當中惡毒的王后將蘋果浸在毒藥里面 的情景十分著迷。他的尸體最后被發現躺在床上，口吐白沫，他的體內 被檢測出了氰化物，身邊還放著一個被咬過的蘋果。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在1907年遇到了一個危機。它的創始 人亞歷山大·格拉漢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所持有的專利已經 過期，因此它在電話服務市場當中近乎壟斷的地位也變得岌岌可危。

　　貝爾實驗室的出現表明了持續性的創新可以通過各個領域的人才之間的協作來實現，尤 其是因為這些人才都在同一個空間內工作，所以他們可以方便地進行頻 繁的會議和偶爾的碰面。施樂公司的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PARC）和 其他后來出現的企業研發機構也同樣體現了這個優點。然而這種機構的 缺點是企業高層的管理會帶來嚴重的官僚風氣。當能夠將創意轉化為偉 大產品的領導者和敢于反抗權威的人離開之后，貝爾實驗室和施樂帕洛 阿爾托研究中心都無法擺脫企業機構的局限。

　　實現創新的關鍵（無論是對于貝爾實驗室還是整個數字時代來說） 是認識到培養天才個人和促進團隊協作之間是沒有沖突的。這不是一個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問題。事實上，這兩種做法在數字時代一直都是互 相促進的。富有創造力的天才（約翰·莫奇利、威廉·肖克利、史蒂夫·喬 布斯）負責提供創意；善于動手操作的工程師（普雷斯伯·埃克特、沃 爾特·布拉頓、史蒂夫·沃茲尼亞克）負責與這些天才緊密合作，將他們 的概念變成真正的發明；由技術人員和企業家組成的團隊負責將這些發 明打造成實際的產品。只要這個生態系統的其中一環出現缺失，再偉大 的概念也只能被埋藏在歷史的地下室里面，無論是身處艾奧瓦州州立大 學的約翰·阿塔納索夫，還是在倫敦家中的畜棚埋頭苦干的查爾斯·巴貝 奇，他們都是這樣的例子。此外，如果優秀的團隊缺乏胸懷大志的遠見 者，創新也會逐漸枯竭，正如莫奇利和埃克特離開之后的賓夕法尼亞大 學，馮·諾依曼離開之后的普林斯頓大學，還有肖克利離開之后的貝爾 實驗室。

　　貝爾實驗室是一個融合創新的大鍋。除了晶體管以外，它在計算機 電路、激光技術和蜂窩電話等領域都處于領先地位。但是它卻不太善于 利用自己的發明來獲取利潤。作為一家幾乎壟斷整個電話服務市場的規 約公司，它對開發新產品的積極性并不高，而且法律也會限制它利用自 己的壟斷地位進入其他市場。為了避免公眾的批評和反壟斷行動的攻 擊，它向來都會慷慨地向其他公司提供自己的專利授權。它為晶體管設 定了相當低的授權費用，任何公司只需向其支付25 000美元即可獲得生 產晶體管的許可，它甚至為這些公司開辦了講述晶體管制造技術的研習 班。 盡管貝爾實驗室采用了如此寬松的授權政策，但仍然有一家羽翼未 豐的小公司在爭取授權方面出現了困難：這是一家位于達拉斯的石油勘 探公司，不過它在當時已經完成了業務轉型，并更名為德州儀器公司。 曾經服役于海軍航空局的帕特·哈格蒂（Pat Haggerty）在當時是德州儀 器的執行副總裁，他后來還全面接管了這家公司。

　　創新的出現是具有階段性的。以晶體管的出現為例，它的第一個階 段是由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頓主導的發明階段。接下來是由像蒂爾這樣 的工程師主導的生產階段。最后是由企業家研究如何為產品打造市場的 階段，它的重要性毫不遜于之前的兩個階段。蒂爾的老板，敢作敢為的 帕特·哈格蒂正是創新第三階段的精彩實例。 跟史蒂夫·喬布斯一樣，哈格蒂也擁有散布現實扭曲力場的能力， 他可以迫使其他人完成一些他們自認為不可能的事情。軍用晶體管在 1954年的售價為每件16美元，但是為了打入消費者市場，哈格蒂堅持要 求他的工程師們想辦法將晶體管的單價控制在3美元之內。他們最終做 到了。他還逐漸掌握了另外一項喬布斯擁有的能力，他能夠構思出一些 前所未有的設備，雖然消費者還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需要這些設備，但 他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已經離不開它們了。

　　成功的團隊有時也會面臨解散的危機，對于成員關系緊張的團隊來 說更是如此。這樣的團隊需要一種特別的領導才可以團結起來——他們 既能鼓舞士氣，又注重培養人才；在自身競爭力過硬的同時也懂得如何 與人協作。

　　諾伊斯在曼哈頓的一家測試機構里面待了 一整天的時間，完成各種各樣的墨跡測試、圖畫測試和適應性測試。根 據測試的結果，他被認為是一個內向的人，而且缺乏擔當管理者的潛 質，但是事實證明這些測試能夠反映的只有它們自身的缺陷。戈登·摩爾待人謙遜友善，而且頭腦十分敏銳，這些品質使得他在 后來成為硅谷最受人尊敬和愛戴的人物之一。

　　有些領導者在堅持己見和要求苛刻的同時還能培養出忠心耿耿的下 屬。他們敢作敢為的精神使他們充滿了人格魅力。史蒂夫·喬布斯就是 這樣的一個例子。他以電視廣告的形式講述了自己的個人宣言，它的開 頭是這樣的：“致瘋狂的人。他們特立獨行。他們桀驁不馴。他們惹是 生非。他們格格不入。”亞馬遜網站的創始人杰夫·貝佐斯（Jeff Bezos） 也擁有這種鼓舞人心的能力。這種能力的訣竅在于激勵人們認同你的使 命感，讓他們心甘情愿地追隨你，甚至到達他們自認為不可能企及的地方。

　　一個優秀的領導者需要知道什么時候應該堅持自己的想法，什么時候應該聽取質疑者的意見。

　　1957年10月4日，也就是在仙童半導體 公司成立的三天之后，蘇聯成功發射了斯普特尼克號（Sputnik）人造衛 星，同時觸發了美蘇之間的“太空大戰”。民用航天項目和建造彈道導彈 的軍用項目都在推動計算機和晶體管的需求。這些需求也促進了這兩項 技術之間的共同進步。

　　貝爾實驗室一位高管為紀念晶體管誕生10周年發表了一篇論 文。這位高管在論文中揭示了一個他稱之為“數字暴政”（the tyranny of numbers）的問題：隨著電路上元件數量的增加，連接數量也會增加， 而且增速要快得多。舉例而言，如果一個系統有1萬個元件，就要求電 路板上有10萬條乃至更多細小的連線，而這些連線一般都要手工焊接。 這顯然不是一種可靠的生產工藝。 但“數字暴政”卻為創新提供了契機。在該問題日益嚴峻、亟待解決 之際，半導體制造工藝方面恰好又出現了數百項小的突破。兩者的結合 締造出一項發明，這便是集成電路，又稱微芯片，它獨立地誕生在德州 儀器和仙童半導體這兩家不同的公司。

　　通往創新的道路通常有很多條。諾伊斯和仙童半導體的同事們就在 從另一個方向入手。

　　于是他在1965年4月號的《電子》（Electronics ）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 為《讓集成電路填滿更多元件》的論文。 摩爾在論文開頭展望了數字行業的未來。他寫道：“集成電路將帶 來一系列奇跡，比如家用計算機（或者至少是與中央計算機相連的終 端）、汽車的自動控制系統，還有便攜式個人通信設備。”接下來，他 做出了一個更富先見之明并注定讓他聲名遠揚的預期。他指出：“在元 件價格保持最低的前提下，復雜性每年大約會增加一倍。我們有理由相 信，至少在未來十年里，這種趨勢將基本保持不變。” 23 摩爾的話大致可以這樣理解，他的意思是說，能夠以低廉的成本集 成到微芯片上的晶體管數量每年都在倍增，他預計該趨勢至少在未來10 年里都將保持下去。他有一位在加州理工當教授的朋友曾在公開場合稱 之為“摩爾定律”。在10年之后的1975年，摩爾的觀點被事實證明是正確 無誤的。隨后，他對自己的定律進行了修正，將預期增長率削減了一 半，他預言未來芯片上容納的晶體管數量將“每兩年，而非每年翻一 番”。他的同事戴維·豪斯又對其進行了進一步修正，稱隨著動力的增強 及微芯片上晶體管數量的增加，芯片的“性能”每18個月提高一倍，這種 說法現在有時候還會被援引。事實證明，摩爾定律及其變體至少在接下 來的半個世紀里發揮了作用，它幫我們繪制了一張路線圖，為人類歷史 上最偉大的創新浪潮之一以及財富的創造提供了指引。

　　高效的管理并不總依賴某一名有力的領導者。如果能把風格不同的頂層管理者正確 地組合起來，一樣也能實現高效的管理。這就像金屬合金一樣，如果你 能把元素正確地混合在一起，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多年以后，當格魯夫學會欣賞這一點之后，他讀了彼得·德魯克寫的《管理實踐》一書， 這本書將理想的首席執行官描述為一個“外向者”、一個“內向者”和一 個“行動者”的結合。格魯夫認識到，這些特質不一定要集中在一個人身 上，而是可以存在于一個領導團隊中。格魯夫說，英特爾就是這樣一個 例子，他還復印了本書有關諾伊斯和摩爾的章節。諾伊斯是“外向者”， 摩爾是“內向者”，格魯夫則是“行動者”。

　　阿瑟·羅克把諾伊斯描述為“一位卓有遠見的人，他 知道怎樣啟發人，怎樣在公司剛起步時向他人推介自己的公司”。這一 使命完成之后，英特爾就需要由一位能使其站在每一輪新科技浪潮最前 沿的人來領導，而“摩爾就是這樣一位出色的科學家，他懂得如何推動 科技創新”。接下來，當有幾十家公司與英特爾展開競爭時，“我們需要 一名有雄心、務實，能專注于推動企業發展的管理者”，這就是格魯夫。

　　不過，格魯夫還不至于給人留下暴君的印象，因為他活力四射，讓 人很難不喜歡他。他笑的時候雙眼熠熠生輝，帶著一種精靈般的魅力。 他的匈牙利口音和憨憨的笑容讓他成為當時硅谷最有意思的工程師。

　　盡管風格不同，但諾伊斯、摩爾和格魯夫擁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 毫不動搖地堅持一個目標，要確保創新、嘗試和創業精神在英特爾蓬勃發展。

　　發明有時候是在人們遇到問題，絞盡腦汁設法解決問題時產生的； 有時候則是在人們樹立遠大目標時產生的。特德·霍夫和他的英特爾團 隊發明微處理器的故事就是兩者的結合。

　　這就是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的故事。微處理器催生了數百家為個人 電腦做硬件和軟件的新公司。英特爾不僅開發了尖端芯片，而且創造了 一種文化，激勵在風險資本支持下成立的初創公司去改變經濟。英特爾 還讓圣克拉拉谷（從舊金山南部經帕洛阿爾托到圣何塞的一片40英里的 平坦土地）的杏樹果園變身為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硅谷。 這片山谷的主干道是一條名為El Camino Real的喧囂公路，它曾是 一條貫通加州21個布道所的神圣之途。到20世紀70年代初，這條路開始 連接一條科技公司云集的走廊，這要歸功于惠普、弗雷德·特曼的斯坦 福工業園、威廉·肖克利、仙童半導體以及“仙童之子”等公司。1971 年，該地區有了一個新名字。行業周報《電子新聞》（Electronic News ）的專欄作家唐·赫夫勒（Don Hoefler）開始撰寫一個名為“美國硅谷”的 連載專欄，“硅谷”這個名字后來便一直沿用至今。

　　創新至少要具備三個要素：出色的創意，執行創意所需的工程才 能，還要有把創意變成成功產品的商業頭腦（外加創業的膽識）。

　　“二戰”結束后，萬尼瓦爾·布什于1945年7月應羅斯福要求撰寫了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最終遞交給了哈里·杜魯門總統），呼吁政府與大學和企業 展開合作，出資支持基礎科學研究項目。布什為這份報告選擇了一個富 有感召力的典型美式標題：“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那些威脅要取消 未來創新所需研究資金的政客們都應該重讀一下布什的引言。布什寫 道：“基礎研究能帶來新知識，為我們提供科學資本，創造出知識的實 際運用所必需的資金。” 布什有關基礎研究如何為實用發明提供“種子基金”的描述被稱 為“創新的線性模型”。盡管后來有許多科學史家批評該線性模型忽視了 理論研究和實際應用之間復雜的互動，但這種說法通俗易懂，而且其中 也蘊含著真理。布什寫道，戰爭“清楚無疑地”揭示出，基礎科學（其任 務是探索核物理、激光、計算機科學和雷達的基本原理）“對國家安全 絕對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他還表示，基礎科學對美國的經濟安全也 至關重要。“新產品和新流程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完全成熟的。它們建立 在新原理和新概念之上，而這些原理和概念又是純科學領域的科學家們 艱苦研究的產物。一個在基礎科學新知識上依賴別國的國家工業發展會 比較緩慢，在世界貿易競爭中也會處于劣勢”。到了報告結尾，布什上升到詩意的高度，熱情贊頌著基礎科學研究帶來的實際回報：“當我們 把科學進步付諸實踐，就意味著更多的就業崗位，更高的薪酬，更短的 工作時間，更好的收成和更多的閑暇，我們可以用這些閑暇時間來娛 樂、研究，來學習如何生活，而無須承受舊時代壓在普通人肩頭，讓人 麻木的乏味重擔。”

　　布什熱情誠懇的個性使他那種干練務實的風格不顯得過于犀利。

　　到當時為止，計算機技術的發展還處于“批處理”階段，如果你想讓 計算機執行一項任務，就必須向計算機操作員提交一摞打孔卡或紙帶， 就像給守護神諭的祭司呈獻祭品一樣，這是一件很讓人頭疼的事情。得 出結果要花幾個小時甚至幾天時間；只要出現任何小錯誤，你就有可能 要重新提交打孔卡，讓計算機做新一輪運算；你可能也無法觸摸甚至親 眼看到計算機。 而分時系統就不同了。它允許許多終端與同一主機相連接，這樣許 多用戶就能直接輸入指令，而且幾乎立即就能收到回復。主機就像一位 同時下幾十盤棋的大師，其核心內存會記錄所有用戶的活動，其操作系 統則能夠進行多任務處理并運行許多程序。

　　分時系統是通往人機共生的第一步。

　　劍橋（Cambridge），是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緊鄰的一個市, 與波士頓市區隔查爾斯河相對。這里是兩所世界著名大學，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所在地。

　　在實際參與網絡建設的學者和研究人員看來，阿帕網只是為和平 目的而生。而在一些負責監督項目實施和撥款，尤其是五角大樓和國會 的人看來，該網絡還擁有軍事目的。20世紀60年代末，斯蒂芬·克羅克 （Stephen Crocker）作為研究生完整地參與了協調阿帕網設計的工作。 他從未將核生存力視為自己使命的一部分。但當盧卡西克分發自己2011 年的論文時，克羅克也讀了這篇論文，讀完后他笑了起來，這篇論文改 變了他的想法。盧卡西克告訴他：“我在頂層，你在底層，所以你根本 不了解情況，不知道我們為什么要做這個項目。”而克羅克的回答可謂 幽默中包含著智慧：“我在底層，你在頂層，所以你根本不了解情況， 不知道我們做的是什么。”

　　‘RFC’（Request for Comments，征求修正意見書），最早的RFC文檔于1969年4月7日寫成，裝在老式信封里，是通過郵政系統寄送出去的（當時還沒有電子郵件這種東西，因為他們還沒有發明網絡）。RFC流程開創了軟件、協議和內容開源開發的先河。

　　路由器（（Interfaith Message Processor，接口報文處理機）

　　在1969年下半年，三大歷史性事件把這一年推向了高潮，其中每一事件都醞釀了近10年。NASA成功地把人送上了月球。 硅谷的工程師們設法將可編程計算機放到了一塊叫作微處理器的芯片 上。ARPA則創建了一個可連接遠程計算機的網絡，但只有第一件事 （也許是其中歷史意義最弱的事件？）成為新聞的焦點。

　　BBN科技公司（英語：BBN Technologies），位于美國麻塞諸塞州劍橋的高科技公司，建立于1948年。因為取得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之間的合約，它曾經參與ARPANET與Internet的最初研發。現為雷神公司的子公司。

　　他們制定了一項IP協議（Internet Protocal，互聯網協議），該協議 對如何在數據包標頭上標注目的地做了具體規定，有助于確定數據包通 過網絡到達目的地的方式。IP協議的上一層是TCP協議（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傳輸控制協議），該協議的目的是規定如何以正確的 順序重組數據包，檢查數據包是否存在缺失，如果有信息丟失，則會要 求重新傳輸。這些協議合稱TCP/ IP。卡恩和瑟夫在一篇題為《分組網絡 互聯協議》的論文中發表了相關成果。互聯網從此便誕生了。

　　保羅·巴蘭后來向科技作家凱蒂·哈夫納和馬修·萊昂解釋了這個 問題，他采用了一個適用于所有創新的美麗意象： 科技發展的過程就像建造大教堂一樣。在幾百年的歷程中，不 斷有新人加入，每個人都會在現有的基礎之上添加一塊磚，每個人 都會說：“我建了一座大教堂。”到了下個月，又會有新磚放在之 前的磚瓦上。然后來了一位歷史學家，問：“大教堂是誰建 的？”彼得在這里加了幾塊石頭，保羅又多加了幾塊石頭。如果不 謙虛謹慎的話，你就會自欺欺人地以為自己完成的是最重要的部 分。但事實是，每一項貢獻都必須以前人的積累為基礎。事物與事 物之間都是環環相扣的。

　　Heathkit（無線電套件）

　　1958年，凱西從俄勒岡大學畢業后來到灣區，在斯坦福 大學讀創意寫作項目的研究生。在斯坦福，他一邊讀書，一邊在一家精 神病醫院上夜班，還為CIA（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的系列試驗Project MKUltra做人體試驗對象，該試驗的目的是檢驗迷幻劑LSD的效果。結 果凱西迷上了這種藥劑。創意寫作、為掙錢而嗑藥以及在精神病院做勤 雜工等經歷的矛盾結合促使他寫出了第一本小說《飛躍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

　　1938年生于伊利諾伊州羅克福德，他父親是一家廣告公司的 合伙人。和許多數字行業創業者的父親一樣，布蘭德的父親業余時間也 愛搗鼓無線電。布蘭德畢業于斯坦福大學生物學專業（他在該校參加了 陸軍儲備軍官訓練團），畢業后作為步兵軍官服役兩年，服役期間他接 受了空降訓練，還做過一段時間隨軍攝影師。退役后，他在表演藝術與 科技精彩交織的灣區文化圈開始了一段無憂無慮的生活，游蕩在不同的 群落之間。他決心說服NASA來拍攝一張這樣的照片。于是，帶著從迷幻劑中汲取的另類智慧，他決定制作幾百枚小徽章，在前推特時代的人群中推 廣他的理念。這些徽章上寫著：“為什么我們還沒見到過整個地球的照 片？”他的計劃簡單到有些傻，他說：“我準備了一個涂著Day-Glo熒光 漆的三明治式廣告牌，廣告牌前面安裝了一個小貨架，我自己身穿白色連身衣和靴子，頭戴飾有透明心形和花朵的戲裝禮帽，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薩瑟門那兒第一次露面，以25美分的價格賣我的徽章。”結果，大學的管理人員把他趕出了校園。《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為此刊登了一篇報道，宣傳了布蘭德一個人的東 征之旅。他帶著這些東西上路，走遍了全美的其他大學，最后來到哈佛 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位系主任看到布蘭德邊發表即 興演講邊賣他的徽章時問：“這家伙到底是誰？”在麻省理工學院當教師的彼得·布蘭德說：“他是我哥哥。”

　　1967年11月，NASA響應了他們的要求。ATS–3衛星從地球上空21 000英里處拍攝了一張地球照片，這張照片成為布蘭德的下一個項目 ——《全球概覽》（WHOLE EARTH CATALOG）的封面圖片，這份刊物的名稱也源自這張照片。這份刊物的副標題 是《通往工具之路》（Access to Tools）。

　　恩格爾巴特把他的設計草圖交給比爾·英格利希，英格利希用一塊 桃花心木刻出了第一個模型。當他們在焦點小組試用時，這個模型比其 他任何設備的效果都要好。一開始，連線是放在前面的，但他們很快就 認識到，如果讓線從后端像尾巴一樣伸出來的話效果會更好。他們把這 個設備命名為“鼠標”。 大多數真正的天才（比如開普勒、牛頓、愛因斯坦，甚至還有喬布 斯）都有一種追求簡潔的本能。但恩格爾巴特卻不是這樣。他渴望在自 己建立的任何系統中都填入許多功能，因此他想讓鼠標帶有許多按鍵， 恨不得要多達10個才好。可惜測試結果顯示，鼠標上按鍵的最佳數量應 該是三個。后來我們知道，就連三個按鍵也太多了，至少可以再去掉一 個，或者如追求極簡的喬布斯后來堅持的那樣，兩個按鍵也太多了。

　　相比幻游音樂節，恩格爾巴特對希臘民間舞更感興趣，但他曾與斯 圖爾特·布蘭德在同一家實驗室參加LSD試驗，并因此結識了布蘭德。布 蘭德的一系列項目（包括《全球概覽》在內）都是在距恩格爾巴特的增 智研究中心僅幾個街區的地方進行的。因此，兩人在1968年12月聯手進 行聯機系統演示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作為主辦人的布蘭德以過人 的天賦讓這次演示（日后成為著名的“演示之母”）成為一場多媒體盛 宴，就像硅片上的“插電迷幻劑試驗”一樣。這場演示會成為嬉皮士與黑 客文化的終極融合，就連蘋果公司的產品發布會也沒能撼動其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數字時代最炫目、最具影響力的科技演示。

　　凱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中闡述了個人電腦的部分特征，其中最重要的 特征是簡單（“必須讓人自己就能學會使用”）和友好（“友好應該成為 必不可少的要素”）。他是站在人文主義者兼工程師的立場上設計計算 機的。他從16世紀初一位名叫奧爾德斯·馬努蒂烏斯（Aldus Manutius） 的意大利印刷商那兒汲取了靈感，這位印刷商意識到，供個人閱讀的書 籍應該能放入鞍囊內，于是他開始印制尺寸較小的書籍（也就是我們現 在常見的尺寸）。

　　但從后來的情況來看，施樂PARC雖然指出了一條通往個人電腦 （真正屬于你自己的設備）之國的道路，但施樂公司并沒有擔當起引領 這場大遷徙的角色。該公司生產了2 000臺阿爾托電腦，主要供公司辦 公室或附設機構使用，但沒有把阿爾托作為消費品向市場推廣。 凱 回憶道：“公司并沒有為應對創新做好準備，推廣創新產品意味著要有 全新的包裝和全新的使用說明，要處理更新，培訓員工，還要在不同國 家推行本土化。”

　　BASIC（Beginner’s All-purpose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初學者通用符號指令代碼”），這是一種1965年前由達特茅斯學院開發的語言，旨在讓不具備工程專業知識的人也能寫出程序。

　　費爾森施泰因在《伯克 利芒刺報》獲得一個半諷刺意味的“軍事編輯”頭銜，因為他寫過一篇有 關登陸艦碼頭的文章，并在文章中以諷刺方式使用了“LSD”這一縮寫。 他曾希望“紙媒體能成為新的社群媒體”，但當他“看到紙媒體變成只想 吸引眼球的集權結構”時，他感到自己的幻想破滅了。

　　1975年初，百樂餐會的熱潮開始逐漸降溫，于是穆爾、弗倫奇和費 爾森施泰因決定創辦一個新的俱樂部。他們的第一份傳單是這樣寫 的：“你在自己組裝電腦、終端、電視打字機、輸入/輸出設備還有其他 什么數字魔法盒嗎？如果是的話，來加入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吧。” 這個名為“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組織最終吸引了來自灣區數字界許 多文化部落的各色愛好者。費爾森施泰因回憶說：“這個俱樂部里有嗑 藥族（不是很多），有業余無線電愛好者，有穿著白皮鞋的未來產業巨 子，有孤僻的二三流技術員和工程師，還有其他另類人士——這當中有 一位穿著整潔、舉止得體的女士喜歡坐在前排，后來有人告訴我，她以 前是男的，曾是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私人飛行員。他們都想要個人電腦， 都想擺脫體制的束縛，不論這個體制是政府、IBM還是他們的雇主。大 家只是想卷起袖子動手去做，親身參與到這一過程中來。”

　　羅伯茨并不是計算機科學家，甚至連黑客也不是。他不懂增智、圖 形用戶界面和人機共生之類的宏大理論，也從來沒有聽說過萬尼瓦爾· 布什或道格·恩格爾巴特。他只是一個發燒友。但用他一位同事的話來 說就是，他擁有一種“成為世界終極發燒友”的好奇心和熱情。 109 羅伯 茨不是那種大談創客文化的理論家，而是一個商人，他的顧客是那些滿 臉粉刺，喜歡在院子里玩模型飛機、發射火箭的男孩（他自己也是這樣 一個大男孩）。當時，推動個人電腦發展的主力軍并不是斯坦福和麻省 理工的高才生，而是喜歡香甜焊接氣味的Heathkit發燒友，在這樣一個 時代，羅伯茨承擔了開創者的角色。羅伯茨擁有一種創業狂人常有的樂觀氣質。米姆斯說：“他對自己 的創業天賦滿懷信心，他相信自己能賺到100萬美元，能學會飛行，擁 有自己的飛機，住進農場，讀完醫學院。”

　　英特爾8080處理器的零售價是360美元，但羅伯茨以購買1 000枚為 條件把價格壓低至一枚75美元。隨后，他拿到了一筆銀行貸款，因為他 堅稱自己能賣掉1 000臺電腦，雖然他私下里擔心賣不了這么多，他估 計首批訂單只有200來臺，不過沒關系，他抱有企業家那種追逐風險的 人生觀：要么就一舉成功，改變歷史，要么就更快地滑向破產深淵。

　　公眾的關注也是創新中的重要元素。打個比方，如果從來沒有人記 述過在艾奧瓦州地下室里誕生的一臺計算機，那么這臺計算機就會像哲 學家貝克萊那荒無人煙的森林里倒下的一棵樹一樣；它無足輕重，不會 在歷史上留下任何聲音。“演示之母”讓恩格爾巴特的創新廣為人知。這 就是為什么產品發布是如此重要。如果羅伯茨之前沒能與《大眾電子 學》（這本雜志對Heathkit套件的意義不亞于《滾石》對搖滾樂迷的影 響）的萊斯·所羅門交上朋友，MITS生產的計算機也許就會和阿爾伯克 基那些賣不掉的計算器堆在一起。

　　所羅門知道，他得盡快趕超這篇報道。羅伯茨通過鐵路快遞公司給 他寄去了唯一一臺能用的MITS原型機，結果被快遞公司弄丟了（這家 老牌運輸服務公司幾個月之后宣告破產）。于是，《大眾電子學》1975 年1月號只好刊登了一臺空殼電腦。眼看雜志就要投印了，羅伯茨卻還 沒有想好這款電腦該叫什么。按照所羅門的說法，這款電腦名稱的來歷 是這樣的：他女兒是個《星際迷航》迷，建議根據當晚進取號飛船造訪 的星球名稱，即牛郎星（Altair）來命名這款電腦。于是，面向家庭用戶的第一款真正的、可操作的個人電腦被命名為Altair 8800。

　　生于1955年的蓋茨不同于他的前輩，他在成長過程中并沒有太多地關注硬件。他從沒體會過組裝Heathkit無線電或焊接電路板的興奮。高中時代，蓋茨操作學校分時終端時顯露的傲慢態度惹惱了一位物理老師，于是他給蓋茨布置了一項任務，讓他把Radio Shack公司的一套電子元件組裝起來。據這位老師回憶，蓋茨最終交上去的成品“背面滴滿焊錫”，而且根本沒法用。在蓋茨看來，計算機的魔力并不在硬件電路，而在軟件代碼。艾倫 每次提出要制作計算機時，蓋茨都會告訴他：“保羅，我們不是什么硬 件大師。我們熟悉的是軟件。”就連比蓋茨略為年長，曾動手組裝過短 波收音機的艾倫也知道，未來屬于編寫代碼的人。他承認：“硬件不是 我們擅長的領域。”?

　　蓋茨11歲時就是在這里談成了他人生第一項正式合同； 他與一個姐妹制定并簽署了一份協議，要求以5美元的代價獲得使用她 棒球手套的非專屬但無限制權利。其中有一條規定是：“如果特雷想要 棒球手套，就要把棒球手套給他。”

　　盡管蓋茨參加了這么多有益身心的活動，但他超高的智商、大大的 眼鏡、細瘦的身材、尖細的嗓音和學究做派（襯衫扣子常常扣到脖子） 還是讓他顯得呆氣十足。他的一位老師說：“在‘nerd’（書呆子）這個詞 還沒發明的時候，他就是個‘nerd’了。”他對學業的專注是出了名的。四 年級的時候，科學課老師布置了一篇論文，要求寫5頁紙，結果他交了 30頁。也就是在那一年，當學校要求他選擇未來職業時，他勾選了“科 學家”一項。此外，蓋茨還贏得過一次在西雅圖太空針塔塔頂吃大餐的 獎勵，因為他在家庭牧師舉辦的比賽中熟記并完美地背誦出《山上寶訓》（the Sermon on the Mount ）。（《圣經?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由耶穌基督在山上所說的話。約幾萬字）

　　當蓋茨的七年級數學老師給他演示這臺計算機后，蓋茨立馬就迷上了。這位 老師回憶說：“第一天我比他懂得多，但也就僅限于第一天。”

　　從表面上看，蓋茨是個書呆子加搗蛋鬼。他咄咄逼人，即使對老師 也不例外，他生氣時會大發脾氣。他是個天才，也知道自己是天才，還 喜歡炫耀。無論是對同班同學還是對老師，他都會不客氣地說“這很愚 蠢”，甚至把侮辱升級為“這是我聽過的最蠢的事”或“徹底的腦殘”。但在了解他的人眼中，蓋茨卻不僅僅是“呆”和搗蛋。蓋茨是個專 注、才思敏捷的人，而且富有幽默感，愛探險，喜歡挑戰體能極限，還喜歡組織活動。

　　湖濱編程集團在1968年秋季接到了第一份工作。當時華盛頓大學的 一些工程師在一家廢棄的別克車行里成立了一家從事分時業務的小公 司，名叫“計算機中心公司”（Computer Center Corporation），昵稱CCubed。他們向DEC公司購買了一臺PDP–10型計算機（這是一臺多功能 大型計算機，注定要為蓬勃發展的分時行業立下汗馬功勞，同時也將成 為蓋茨最喜歡的計算機），計劃向波音公司等客戶出售分時服務，客戶 可以通過電傳打字機和電話線來連接主機。C-Cubed有一名合伙人的孩 子在湖濱中學上學，她交給蓋茨這幫人一項工作，這項工作有點像找一 群三年級學生在巧克力工廠試吃。

　　蓋茨和艾倫開始認識到計算機操作系統（就像計算機的神經系統一 樣）的重要性。艾倫解釋說：“操作系統做的是讓中央處理單元進行運 算的“后勤”工作：在程序之間進行切換；把存儲空間分配給各個文件； 讓調制解調器、磁盤驅動器和打印機輸入和輸出數據。”PDP–10的操作 系統軟件名為TOPS–10，拉塞爾準許蓋茨和艾倫閱讀說明書，但不允許 他們把說明書帶回家。于是兩人有時候會在公司研讀說明書，一直到破 曉時分。 蓋茨意識到，要想吃透操作系統，就必須獲得源代碼（程序員會在 源代碼中詳細說明須執行的每一步操作）。但源代碼就像圣杯一樣牢牢 掌握在公司高級工程師手中，這些湖濱中學的男孩根本拿不到。有個周 末，他們發現這些程序員打印出來的紙張被扔在辦公樓后面一個很大的 垃圾桶里。于是艾倫握緊雙手撐了蓋茨一把——艾倫說：“他體重不會 超過110磅。”——讓蓋茨跳進垃圾桶，在咖啡渣和垃圾里翻找一沓沓污 跡斑斑、皺巴巴的連續打印紙。艾倫說：“我們把這堆珍貴的紙張拿回 終端室，鉆研了好幾個小時。那時候可沒有什么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美國多媒體語言教學軟件）來幫助我，10行代碼我可能只認識一 兩行，但我已經被源代碼的嚴密和優雅折服了。”

　　湖濱中學母親俱樂部出手相助了，她們至少是幫了 一部分忙。該俱樂部出錢為這些男孩建了個人賬戶，但有時間和錢數限 制。不甘忍受限制的蓋茨和艾倫想設法突破這個系統，于是他們弄到一 個管理員密碼，侵入了內部會計系統文件，并破解了密鑰。這樣他們就 能使用免費賬戶了。但還沒等他們捅出大簍子，兩人就被抓住了：他們 的數學老師發現他們有一卷電傳打字機紙，上面寫著所有賬戶名和密 碼。這件事一直傳到C-Cubed和DEC頂層高管那里，他們派了一個十分 嚴肅的代表團到學校，在校長辦公室里開會討論這件事。蓋茨和艾倫垂 頭做了深刻檢討，但無濟于事。他們被禁止在這個學期剩余的時間和整 個暑期使用該系統。

　　信息科學公司的高管不太相信他們，于是這四個男孩便帶著打印件 和程序代碼來到波特蘭，以證明他們有多么出色。艾倫回憶說：“我們 簡述了我們的經驗，并提交了簡歷。”當時剛滿16歲的蓋茨用鉛筆把簡 歷寫在一張從筆記本上撕下的橫格紙上。最后他們接到了一項編寫工資 程序的任務，該程序要能生成帶有正確扣除額和稅額的工資表。這時，蓋茨和艾倫之間的友誼第一次出現了裂痕。該程序不能用 BASIC（蓋茨最喜歡的語言），而要用比較復雜的COBOL編寫。 COBOL由格雷斯·霍珀等人開發，是一種標準化商用計算機語言。里克· 韋蘭懂COBOL，他為信息科學公司的系統寫了一個程序編輯器，艾倫 很快就掌握了。這時候，兩個年紀較大的男孩認為他們不需要蓋茨和肯 特·埃文斯了。蓋茨回憶道：“保羅和里克認為沒那么多工作可做，于是 他們說，我們不需要你倆。他們認為工作可以由他倆來做，然后計算機 時長就全歸他們了。”? 蓋茨坐了六個星期的冷板凳，在這期間，他讀了些代數書，并且避 免跟艾倫和韋蘭打照面。蓋茨說：“后來保羅和里克發現，哦該死，這 是個頭疼的問題。”因為該程序不僅要求開發人員有編寫代碼的能力， 還要有人能搞清楚社保扣除、聯邦稅和州失業保險等問題。“于是他們 對我說：‘嘿，我們遇到麻煩了，你能不能回來幫幫我們？’”這時候，蓋 茨便利用自己的優勢要挾了一把。蓋茨是這樣描述當時情況的：“當時 我說：‘好，但你們都得聽我的。而且我會逐漸適應這個角色，除非讓 我掌權，否則從現在開始你們都別想跟我打交道。如果你們讓我負責， 那么這件事還有我們做的任何事情都要由我說了算。’” 后來他與艾倫 的關系也一直都保持著這種模式。 于是從那時開始，蓋茨便成了老大。蓋茨回歸隊伍之后便堅持把湖 濱編程集團改造成一個合伙制組織，他在父親的幫助下起草了一份協 議。當時還只有16歲的蓋茨開始自稱總裁，盡管一般合伙制企業并沒有 總裁。隨后，蓋茨對他們即將賺得的價值18 000美元的計算機時長進行 了分割，給艾倫的份額最少。蓋茨回憶說：“我把4/11分給自己，4/11分 給肯特，2/11分給里克，1/11給了保羅。他們覺得我用11做分母很好玩。保羅太懶了，從來不做任何事情，所以我是這樣決定的：里克的貢 獻是保羅的兩倍，而肯特和我的貢獻是里克的兩倍以上。”

　　雙方進行了緊張的談判，由于程序缺少文檔，信息科學公司一度想收回一些原 定支付給他們的計算機時長。但蓋茨的父親寫了封信給該公司，幫助他 們解決了爭議并商定了新的協議。

　　蓋茨和埃文斯同意接手這項任務。為了從頭寫出新的程序，他們會 在計算機房泡上很多個小時，還常常睡在那兒過夜。到了5月，他們還 在掙扎著編寫程序，想盡量趕在下一學年開始前完成。 這時候，埃文斯雖然已經筋疲力盡，但還是決定參加他已經報名的 登山訓練，而他其實并不太擅長運動。蓋茨回憶說：“他報名參加這個 登山訓練真的很意外。我認為他是想挑戰自己。”埃文斯的父親知道兒 子有多么疲憊，他懇求埃文斯取消這次活動，他說：“我跟他的最后一 次對話是勸他不要去，但他決心要完成這件事。”這個登山訓練班當時 在學習如何用繩索攀登一座比較平緩的山峰，其間埃文斯被絆倒了。他 想爬起來，但在雪中向下翻滾了逾200碼最后摔在了冰川上，他抱緊雙 臂想保護自己，而正確的做法應是張開雙臂。結果他的頭撞上了幾塊巖 石，在前來營救的直升機上不幸身亡。

　　”他和艾倫會坐在那里編寫代碼，一寫就是12個小時 甚至更長時間。艾倫回憶說：“當比爾覺得自己沒力氣了，就會抓起一 罐果珍，往一只手里倒一點果珍粉并把它們舔干凈，用純糖來提神。那 個暑假他的兩只手掌一直都有股橙子味。”有時候，在瘋狂工作兩天之 后，他們會睡上18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用蓋茨的話說就是“大睡一 場”。蓋茨說：“我們兩個會比賽，看誰能在辦公樓里連續待三天甚至四 天。有些大驚小怪的人會說‘回家去洗個澡吧’，但我們還是堅守在那里 寫代碼。”

　　蓋茨有時候會放松一下，去玩極限滑水（包括從跳臺上進行干船塢 起跳），然后再回到地下工事里繼續寫代碼。他和艾倫相處得很好，不 過，當棋風有條不紊的艾倫戰勝輕率魯莽的蓋茨時，蓋茨會非常惱火。 艾倫說：“有一天我把他打敗了，結果他火了，把棋都摔到了地上。這 種事發生了幾次之后，我們就不再一起下棋了。”

　　蓋茨十二年級時只申請了三所大學（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每 所大學他都采取了不同的申請策略。蓋茨對自己駕馭精英選拔的能力信 心十足，他吹噓說：“我就是為申請大學而生的。”申請耶魯時，他把自 己包裝成一個胸懷遠大抱負的政治人才，強調他在國會進行的為期一個 月的暑期實習。申請普林斯頓時，他只強調自己想做計算機工程師。而 在申請哈佛時，他則說他對數學有濃厚興趣。他還考慮過麻省理工，但 在最后時刻放棄面試去玩彈球游戲了。這三所大學都錄取了他，最后他 選擇了哈佛。

　　于是艾倫從華盛頓州立大學退學，開著他的克萊斯勒一路向東，他力勸蓋茨和他一起退學。他 的理由是，如果不退學，就會錯失計算機革命的良機。兩人一起吃比薩 的時候會談談他們的創業理想。艾倫有一次問蓋茨：“如果一切順利的 話，你認為我們會把公司做多大？”蓋茨回答說：“我認為我們最多會有 35名程序員。”? 但蓋茨迫于父母的壓力，暫時沒有退學。 和許多創新者一樣，蓋茨也非常叛逆。他決定不去聽他注冊的任何 課程，而只聽他沒有修的課程。他小心地遵守著這條規則。他回憶 說：“為確保自己不違反規則，到大二的時候，我聽的都是與我實際課 程時間重合的課。我就是這樣一個徹頭徹尾的叛逆者。” 他還瘋狂地迷上了撲克。他喜歡玩七張牌梭哈（Seven Card Stud），每晚輸贏動輒上千美元。蓋茨的智商要高于情商，他更善于計 算賠率，而不是揣摩其他玩家的心思。布雷特曼說：“比爾非常執著， 他只要專注于某種東西就會死死堅持。”他曾把自己的支票簿交給艾倫 保管，以防止自己亂花更多錢，但很快又要求艾倫還給他。艾倫 說：“他從這場豪賭中獲得了慘痛的教訓。他一晚上能贏300美元，但第 二天晚上又會輸掉600美元。比爾那年秋天輸了幾千美元，他還不斷對 我說：‘我會好起來的。’”?

　　蓋茨和艾倫準備編寫一個能讓發燒友用Altair電腦自己動手寫程序 的軟件。具體來說，他們決定為編程語言BASIC寫一個能在Altair的英特 爾8080微處理器上運行的解釋器。這將成為針對微處理器的第一款商業 化本地高級編程語言，并將開創個人電腦軟件行業。 他們用帶有Traf-O-Data抬頭的舊信紙給生產Altair的阿爾伯克基初 創公司MITS寫了封信，稱他們制作了一款能在8080微處理器上運行的 BASIC解釋器。信中寫道：“我們希望通過你把這款軟件賣給廣大電腦 發燒友。”? 這番話里其實是有水分的，因為他們還沒有寫出任何軟 件。但兩人知道，如果MITS表示有興趣，他們可以馬上動手。

　　蓋茨不再理會迫在眉睫的考試，甚至不玩撲克了。他和艾倫以及達 維多夫連續8周沒日沒夜地躲在哈佛的艾肯實驗室里，在國防部資助的 PDP–10上書寫著歷史。他們偶爾會休息一下，到哈佛比薩屋或者一家 名叫AkuAku的仿波利尼西亞風格餐廳吃頓飯。清晨時分，蓋茨有時會趴 在終端機上打個盹兒。艾倫說：“有時候他正寫著代碼，突然身體慢慢 前傾，直到鼻子碰到鍵盤為止。小睡一兩個小時之后，他會睜開眼睛， 瞇眼看著屏幕，眼睛眨巴兩下，然后從之前中斷的地方開始繼續——他 的專注力真是非常驚人。”

　　蓋茨決定暫時留在哈佛繼續讀書。他在哈佛經歷了一場許多最成功 的學生都經歷過的“成年禮”（當然，這種事只在事后回憶時才會覺得有 意思）：被神秘的大學行政理事會召去接受處分。蓋茨一案是國防部審 計員在審查哈佛艾肯實驗室那臺由國防部資助的PDP–10計算機使用情 況時東窗事發的。審計人員發現，這臺計算機的多數時長都是一個名叫 W·H·蓋茨的大二學生使用的。經過一番煎熬，蓋茨寫了一份材料為自 己辯護，敘述他是如何把PDP–10作為模擬器來開發BASIC程序的。最 后，學校沒有為使用計算機而追究蓋茨的責任，但他還是因為讓校外人 員保羅·艾倫用他的密碼登錄PDP–10而“受到警告處分”。他接受了這項 輕微的處分，并同意把BASIC解釋器的早期版本（而不是他和艾倫當時 正在編寫的改進版）放在公共領域。

　　蓋茨在談判中爭取到了兩項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協議條款。他堅持讓自 己和艾倫保留軟件的所有權；MITS只擁有獲得該軟件使用許可的權 利。他還要求MITS“盡最大努力”再許可其他計算機生產商使用軟件，并 與蓋茨和艾倫分成。這為蓋茨6年后與IBM達成的協議樹立了先例。他 說：“我們能夠確保我們的軟件在許多種計算機上運行，這樣一來，定 義市場的就是我們，而不是硬件生產商。”

　　在所有人當中，蓋茨身上的創新者個性最為鮮明。他說：“創新者 可能是個狂熱分子，他熱愛自己所做的事情，會沒日沒夜地工作，也許 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正常的東西，因此會給人感覺有點失衡。我十幾 歲和二十多歲時的生活狀態顯然符合這種模式。” 他會像在哈佛時一 樣，一口氣工作36個小時，然后蜷縮在辦公室的地板上睡覺。艾倫 說：“他生活在二元狀態中：要么靠一天十幾瓶可樂玩命工作，要么就 呼呼大睡。” 蓋茨還是個漠視權威的叛逆者，這是創新者的另一大特征。在曾為 空軍軍官，家里5個兒子都對他服服帖帖的羅伯茨眼中，蓋茨就是個沒 規矩的小搗蛋。羅伯茨后來說：“他就是一個被寵壞了的孩子，這是問 題所在。”不過實際情況要比這復雜。蓋茨當時努力地工作，依靠還很 微薄的收入過著節儉的生活，但他根本不認同要順從權威這一套。艾倫 記得，精瘦的蓋茨會和肌肉發達、身高6.4英尺的羅伯茨對著干，他們 有時候會吵得不可開交，“整個工廠都能聽到他們的吼聲，簡直是一幅 奇觀”。

　　艾倫氣壞了。他說：“這暴露出圖書館館員的兒子和律師兒子的差別。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協議就是協議，說話要算數。但比爾則比較 靈活。”不過，這次艾倫還是讓步了。

　　艾倫說：“有時我會想比爾為什么要開那么快，我認為這是他發泄的方式。他工作太緊張了，需 要有一種暫時拋開公司業務和代碼的放松方式。他玩命地飆車其實和玩 撲克賭錢或挑戰極限滑水并沒有太大區別。”

　　不過，這封信也透出一種放肆。畢竟蓋茨也是盜用計算機分時服務 的連環竊賊，而且從八年級到大學二年級，他一直在利用密碼入侵賬 戶。蓋茨在信中稱，他和艾倫為開發BASIC而花費了價值超過40 000美 元的計算機時長，但他隱瞞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從來沒有真正為這些 時長付過費，而且其中多數時長都來自哈佛大學由軍方提供的計算機， 而這些計算機是由美國納稅人埋單的。

　　喬布斯對包裝和銷售一款簡單易用的電腦的渴望（以及他在這方 面的天分）與沃茲尼亞克巧妙的電路設計一樣，都是改變個人電腦行業 的重要力量。的確，如果不是喬布斯要堅持創辦公司，讓沃茲尼亞克的 設計實現商業化，沃茲尼亞克充其量也只是家釀俱樂部通訊一筆帶過的 無名角色。 喬布斯開始給英特爾等芯片生產商打電話，要求他們提供免費樣 品。沃茲尼亞克感嘆說：“我的意思是，他知道怎樣跟銷售代表說話。 而我就從來都做不到。我太靦腆了。”喬布斯還同沃茲尼亞克一起參加 家釀俱樂部的集會，他會帶上一臺電視機進行演示，他還制訂了一項計 劃，準備銷售按照沃茲尼亞克的設計預先印制的電路板。這是他們的典 型合作方式。沃茲尼亞克說：“每次我設計出某個很棒的東西，史蒂夫 就會設法讓我們能賺到錢。我從沒想過要賣電腦。而史蒂夫會說：‘我 們來推銷一下，賣些出去吧。’”為了籌集創業資金，喬布斯賣掉了他的 大眾小巴士，沃茲尼亞克則賣了自己的惠普計算器。 兩人結成了一種奇特但有力的合作關系：沃茲是個純真的天使，酷 似可愛的大熊貓；喬布斯則是受惡魔驅使的催眠術士，看上去就像只小 靈狗。蓋茨曾逼迫艾倫同意給他半數以上的合伙份額。而在蘋果的案例 中，對合伙份額據理力爭的是沃茲尼亞克的父親。這位敬重工程專家、 鄙視營銷人員和管理者的工程師堅稱，產品設計都是他兒子做的，沃茲 尼亞克理應獲得超過50%的份額。當喬布斯到沃茲尼亞克家串門時，他 曾質問喬布斯：“你根本沒做過什么東西，你算老幾？”喬布斯開始哭 泣，他對史蒂夫·沃茲尼亞克說，他想取消合作計劃。喬布斯說：“如果 你不和我對半分，你就可以擁有一切。”但沃茲尼亞克深知喬布斯在他 們合作關系中的貢獻，這種貢獻的價值至少在50%。如果只有他自己， 沃茲尼亞克能做的也許只是免費分發設計圖而已。

　　蘋果的崛起標志著發燒友文化的衰落。幾十年來，基爾比和諾伊斯 等年輕創新者最初都是通過拆裝電子設備走上電子學之路的，他們學習 如何區分晶體管、電阻器、電容器和二極管，然后通過接線或焊接把它 們連接在電路試驗板上，制作出可組裝成業余無線電、模型火箭控制 器、擴音器和示波器的電路。但到了1971年，微處理器開始淘汰復雜的 電路板，日本電子公司則開始大規模生產比自制電子設備更便宜的產 品。DIY套件的銷量大幅下降。沃茲尼亞克等硬件黑客開始讓位于蓋茨 這樣的軟件編程者。而蘋果II型電腦，特別是1984年麥金塔電腦 （Macintosh，簡稱Mac）的推出讓蘋果成為一體式電腦（這類電腦不讓 用戶打開和觸碰其內部構造）的開路先鋒。

　　丹·布里克林（Dan Bricklin），他 設計出了世界上第一款用于財務領域的電子制表程序VisiCalc。蘋果II的勝出要歸功于VisiCalc，因為在整整一年時間里，VisiCalc 一直沒有推出針對其他個人電腦的版本。喬布斯后來說：“VisiCalc是推 動蘋果II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IBM的人一開始想談購買微軟BASIC許可的問題，但蓋茨把話題轉 向一場關于技術發展方向的深入討論中。幾個小時之后，IBM已經有意 購買微軟已開發和能夠開發的所有編程語言的許可了，其中不僅有 BASIC，還有Fortran和COBOL。蓋茨回憶說：“我們告訴IBM，‘好，我 們做的任何東西都歸你們’，雖然有些東西暫時還沒做。”

　　于是薩姆斯飛回西雅圖去見蓋茨，讓他另想辦法弄一個操作系統。 幸運的是，保羅·艾倫在西雅圖認識一個能幫得上忙的人，這個人就是 蒂姆·佩特森（Tim Paterson），當時他在一家名叫“西雅圖計算機產 品”的小公司工作。幾個月之前，由于希達爾的CP/M不適用于英特爾最 新款微處理器，佩特森便將其改造成一個他稱之為QDOS（Quick and Dirty Operating System，簡易操作系統）的操作系統。 這時蓋茨已經意識到，有一種操作系統（最有可能是IBM選擇的操 作系統）最終將成為多數個人電腦使用的標準操作系統。他還意識到， 誰擁有這種操作系統，誰就能占據有利地位。于是，蓋茨及其團隊沒有 讓IBM的人去見佩特森，而是承諾他們會把事情辦妥。鮑爾默后來回憶 說：“我們只是告訴IBM：‘你們放心，我們會到這家本地小公司去，把 這個操作系統弄過來，這件事交給我們好了，我們會把它辦妥的。’” 佩特森的公司當時處境艱難，于是艾倫便與他的朋友談成了一項精 明的交易。微軟一開始只購買了非排他性許可，后來，當艾倫看到與 IBM的交易有望時又折回去再次談判，這一次他徹底買斷了佩特森的軟 件，但沒告訴他為什么。艾倫回憶說：“我們最后達成了一項以五萬美元從他手中購買操作系統的協議，我們可以將軟件用于任何用途。”? 于是，微軟只花了一點錢就買到了一款出色的軟件，在對該軟件進行一 番潤色之后，微軟成功地在軟件行業統治了逾30年之久。

　　蓋茨和鮑爾默乘坐夜航飛機到博卡拉頓去談生意。1980年，他們的 年收入是750萬美元，與IBM的300億美元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但蓋茨卻 要“脅迫”IBM達成一項協議，他要借助IBM將微軟的操作系統變為一種 全球通用標準，而微軟則保留對該操作系統的所有權。在與佩特森的公 司進行的交易中，微軟不是僅僅購買了使用許可，而是徹底買斷了 DOS，“可將其用于任何用途”。這一招非常聰明，但更棋高一招的是， 微軟沒有讓IBM迫使其接受同樣的安排。 在邁阿密機場降落后，兩人到衛生間換上了西裝，結果蓋茨發現自 己忘戴領帶了。這時蓋茨顯出一種少有的挑剔，他堅持在開車去博卡拉 頓的中途停一下，到百貨商場Burdine’s買條領帶。不過，面對前來迎接 他的那些西裝筆挺的IBM高管，這身裝束并沒有完全發揮出預想的效 果。有一位軟件工程師回憶說，蓋茨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在大街上尾隨 路人，然后偷走這個人西裝的孩子，這身西裝他穿太大了。他的衣領支 棱著，看起來就像個小阿飛，當時我說：‘這家伙到底是誰？’” 98 但蓋茨一開口，他們就不再關注他那邋遢的外表了。蓋茨對技術和 法律細節的精準把握震撼了IBM團隊，他對合同條款的堅持則展現出冷 靜和自信。不過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演給IBM看的。蓋茨一回西雅圖 便走進辦公室，躺在地板上，向鮑爾默大聲傾訴他的種種疑慮。

　　合同中有兩項條款將改變計算機行業的權利格局。第 一，IBM對該操作系統（后來被稱為PC-DOS）的使用許可是非排他性 的。蓋茨有權以MS-DOS為名將同一款操作系統授權給其他個人電腦生 產商。第二，微軟將保留對源代碼的控制權。這就意味著，IBM不能將 軟件更改或升級為該公司電腦的專有軟件。只有微軟有權進行更改，隨 后，微軟可隨意將每款新版軟件授權給任何公司。蓋茨說：“我們知道 會有其他公司模仿IBM個人電腦。我們在最初的合同中就規定這是可以 的。這是我們談判的關鍵點。” 1

　　蓋茨向他媽媽吹噓他與IBM的交易有多么重要，希望以此證明他從 哈佛退學的正確性。當時瑪麗·蓋茨恰好與即將接替弗蘭克·凱里擔任首 席執行官的IBM總裁約翰·奧佩爾（John Opel）同在非營利機構United Way擔任理事。有一天，她在乘坐奧佩爾的飛機與他一起開會的途中提 到了這層關系。她說：“哦，我的小兒子在做一個項目，他正在和你們 公司合作。”但奧佩爾似乎并不知道微軟。于是瑪麗回來后對蓋茨提出 警告稱：“看，我把你的情況都跟奧佩爾說了，我提到了你的項目，還 有你是怎么退學的，但他并不知道你是誰，所以說，你的項目也許并不 像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幾周后，博卡拉頓的管理人員來到IBM總部向 奧佩爾匯報項目進展。項目組負責人解釋說：“我們要依靠英特爾的芯 片，產品分銷由Sears公司和ComputerLand公司來做。但我們最需要依靠 的是西雅圖一家很小的軟件公司，這家公司的經營者叫比爾·蓋茨。”奧 佩爾的反應是：“哦，你們是說瑪麗·蓋茨的兒子？哦，對，她很棒。”

　　在編寫操作系統程序的過程中，兩人幫助IBM確定了個人電腦的外 觀和觸感。蓋茨說：“保羅和我敲定了個人電腦上每一個小細節，我們 確定了鍵盤布局，還有磁帶端口、音頻端口和圖形端口的工作方式。”? 可惜最終的成果只反映出蓋茨書呆子氣十足的設計品位。這個人機 交互系統依賴“c:\>”等提示符，文件名也是諸如AUTOEXEC.BAT和 CONFIG.SYS之類的冗長字符，除了能讓用戶了解到反斜杠鍵在哪兒之 外，他們的設計簡直是一無是處。

　　喬布斯到施樂PARC參觀時，施樂方面向他展示了 艾倫·凱、道格·恩格爾巴特及其同事開創的許多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 圖形用戶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簡稱GUI），該界面被比喻為桌 面，包含視窗、圖標和一個可作為指針的鼠標。施樂PARC團隊的創造 力與喬布斯的設計和營銷天賦結合起來，將使GUI成為電腦發展史上的 下一步重大跨越，把布什、利克萊德和恩格爾巴特設想的人機交互系統 變成現實。

　　喬布斯并不是第一個去施樂PARC一探究竟的外人。施樂的 研究人員已經為來訪者舉辦了數百次演示，并已投放了逾1 000臺施樂 阿爾托（由蘭普森、撒克和凱共同開發的昂貴電腦，運用了圖形用戶界 面和PARC的其他創新成果）。但喬布斯是第一個有心在簡單、便宜的 個人電腦上應用PARC界面的人。這個例子再次說明，最偉大的創新有 時并非來自那些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人，而是出自能有效應用創新的人之 手。

　　圖形用戶界面是通過位圖顯示來實現的，這是施樂PARC開創的另 一大創新成果。

　　當有人質疑喬布斯盜用施樂的創意時，他援引了一句畢加索 的名言：“巧匠摩形，大師竊意。”（Good artists copy，great artists steal.）他還說：“我們從來都不羞于竊取偉大的創意。”他還得意地取笑 施樂糟蹋了這項創意。他這樣評價施樂的管理層：“他們都是復印機腦 袋，根本搞不清計算機能做什么。他們本可以穩奪計算機行業最偉大的 勝利，但卻搞砸了。施樂本來是能統治整個計算機行業的。”

　　20世紀80年代初，在麥金塔電腦推出之前，微軟和蘋果的關系是很 不錯的。事實上，1981年8月，在IBM推出個人電腦的當日，蓋茨正在 蘋果拜會喬布斯。當時蓋茨與喬布斯經常碰頭，因為為蘋果II型電腦寫 軟件是微軟的主要收入來源。在兩家公司的關系中，蓋茨依然處于從屬 地位。1981年，蘋果的收入達到3.34億美元，而微軟則只有1 500萬美 元。喬布斯想讓微軟為當時還是保密研發項目的麥金塔寫新版軟件。　　

　　喬布斯對蓋茨剽竊創意的擔憂其實有些諷 刺，因為他本人也是從施樂那兒竊取這一概念的。但按照喬布斯的思維 方式，他是有權把施樂的創意據為己有的，因為他與施樂做了商業交 易。此外，他還對施樂的設計進行了改進。

　　蓋茨的習慣是，在喬布斯怒不可 遏時保持鎮定而冷靜。等喬布斯發完火之后，蓋茨看著他，用尖細的嗓 音說了一段經典妙語：“喔，史蒂夫，我認為這個問題我們還可以這樣 看。我認為這更像是我們兩人都有個名叫施樂的富有鄰居，我闖進他家 里準備偷電視機，結果發現你已經把電視機偷走了。”? 這件事讓喬布斯記恨了一輩子。事過近30年，喬布斯在臨終前還 說：“他們徹底把我們給坑了，因為蓋茨這個人厚顏無恥。”聽聞此言， 蓋茨的反應是：“如果他這么想，他就真是陷到自己的現實扭曲力場里 了。”?

　　但拋開合法性問題不談，喬布斯的憤怒其實也情有可原。蘋果的系 統更具創新力和想象力，制作得更加精美，設計也更加出色。微軟的 GUI則很粗糙，平鋪的視窗無法相互重疊，圖形看起來也像是由西伯利 亞地下室里的酒鬼設計出來的一樣。 不過，Windows最終還是一步步占據了統治地位，不是因為它的設 計更加出色，而是因為商業模式更勝一籌。到1990年，微軟的市場占有 率達到了80%，而且還在不斷上升，到2000年更是高達95%。在喬布斯 看來，微軟的成功象征著世界運轉方式中的審美缺陷。他后來表 示：“微軟的唯一問題時，他們沒有品位，一點品位也沒有。我不是針 對某個小的方面，而是從宏觀角度來說的。他們沒有原創思想，也沒有 在產品中融入很好的文化元素。”? 微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該公司愿意并渴望將其操作系統授權 給任何硬件生產商。而蘋果則選擇了一種一體化路線。該公司的硬件只 能與其軟件兼容，反之亦然。喬布斯是一個藝術家和完美主義者，因 此，他是個控制狂，想要徹頭徹尾地掌控用戶體驗。蘋果的策略締造出 了更優美的產品、更高的利潤率和更非凡的用戶體驗。微軟的策略則讓 人們擁有了更多的硬件選擇空間。事實證明，這也是一種提高市場占有 率的更好方式。

　　理查德·斯托爾曼決定開發的操作系統與UNIX（1971年由貝 爾實驗室開發，后來成為多數大學和黑客奉行的標準）類似并能與之兼 容。斯托爾曼以程序員那種不易覺察的幽默將他的新操作系統命名為 GNU。GNU是“GNU’s Not UNIX”（GNU不是UNIX）的遞歸縮寫。斯托爾曼的“自由軟件運動”這個名稱取得并不算完美。它的目 標并不是要堅持所有軟件都免費，而是要讓軟件從束縛中解放出來。斯 托爾曼不得不反復解釋：“當我們把一種軟件稱為‘自由軟件’時，我們是 指它尊重用戶的基本自由，即運行、研究和更改軟件，以及在更改或不 更改的前提下重新傳播其復制品的自由。這事關自由，而不是價格，所 以請想想‘自由言論’，而不是‘免費啤酒’。”

　　斯托爾曼自己動手編寫了GNU操作系統最初的一些組成部分，其中 包括文本編輯器、編譯器，還有許多其他工具。但GNU還缺少一個關鍵 部分，也就是內核。

　　萊納斯·托瓦爾茲后來解釋說，他之所以不接受報酬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 是他渴望繼承自己的家庭傳統： 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家和其他學者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取得成 就的，我覺得自己是在追隨他們的腳步……我還想要獲得反饋（好吧，還有贊揚）。向能夠幫助我完善程序的人收錢是荒唐的。我估 計，如果我不是在芬蘭長大，恐怕會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這個問題， 而在芬蘭，任何人哪怕只是展露出一丁點貪婪的苗頭，就算不被厭 惡，也會遭到懷疑。還有，沒錯，如果不是在作為正統學者的祖父 和作為正統共產主義者的父親的影響下長大，我對金錢的態度無疑 也會有很大不同。

　　托瓦爾茲之所以決定使用GNU通用公共授權并不是因為他全盤認同 斯托爾曼（還有他父母）的自由分享意識，而是因為他認為，如果讓世 界各地的黑客動手修改源代碼，就能夠帶來一場開放的協作，從而締造 出真正出色的軟件。他說：“我公開Linux源代碼的動機其實非常自私， 我不想費心去完善這個操作系統中我自認為做得很爛的部分。我想讓大 家來幫助我。”　　

　　對等共享和協同合作其實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物。整個進化生物學領 域都是圍繞人類及一些其他物種的成員之間為何能以利他方式合作這一 問題展開的。我們在所有社會中都能找到自愿結社的傳統，而這種傳統 在早期美國社會尤為突出，共建糧倉（barn raisings）和拼布縫紉 （quilting bees）等協作項目就是鮮活的例證。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寫道：“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美國更成功 地運用了結社原則，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美國更慷慨地將其服務于一 系列不同的目標。” 本杰明·富蘭克林在《自傳》（Autobiography ） 中提出了一整套以“為公共福祉而奉獻是神圣的”為箴言的公民理念，以 解釋他為何要鼓勵人們自愿結社，去創建醫院、民兵、街道清掃隊、消 防隊、圖書館、夜間巡邏隊和許多其他社群組織。 圍繞GNU和Linux發展起來的黑客隊伍告訴我們，超越金錢回報的 精神鼓勵能夠為志愿協作提供動力。托瓦爾茲說：“金錢并不是最強大 的動力。人們在激情的驅動下，在享受快樂時所做的工作是最出色的。 這個道理既適用于編劇、雕塑家和創業者，也適用于軟件工程師。”此 外，黑客的動機中還有意無意地包含著一些自利因素。他說：“激勵黑 客們無私奉獻的重要原因還有一點，這就是，他們做出的切實貢獻能夠 贏得同行的尊重……每個人都想給同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提高自己的聲 望和社會地位。開源軟件開發讓程序員們擁有了這個機會。”

　　斯托爾曼一心堅持道德的清白和決不妥協的精神，他哀嘆：“如 今，任何倡導理想主義的人都面臨著一個巨大障礙，就是一種鼓勵人們 把理想主義視為‘不實際’的盛行意識形態。” 而托瓦爾茲則像工程師 一樣非常講求實際。他說：“我是實用主義者的代表，我一直都認為理 想主義者很有意思，但有點令人生厭，還有點可怕。” 托瓦爾茲承認自己“其實并不是斯托爾曼的超級粉絲”，他解釋 說：“我不喜歡一根筋的人，我也不認為把世界變得非黑即白的人有多 善良或者最終能發揮多大作用。事實上，任何事物都并非只有兩面，應 對一件事情的方式幾乎永遠都有許多種，而‘視情況而定’也幾乎始終都 是一切重大問題的正確答案。” 他還認為，應該允許人們通過開源軟 件來盈利。他說：“開源是要讓所有人參與進來。既然是這樣，為什么 要把在社會科技進步中發揮巨大作用的商界排除在外呢？”? 軟件也許 向往自由，但編寫軟件的人或許想要養活自己的孩子并回饋他們的投資者。

　　1993年9月，美國在線追隨一家名為Delphi的小競爭對手，開放了一 個能讓用戶訪問互聯網新聞組和公告板的門戶，標志著變革的正式開 始。在互聯網歷史上，這場“大洪水”被稱為“永恒的9月”（Eternal September，那些持蔑視態度的usenet老網民喜歡把這種說法掛在嘴邊）。該名 稱的由來是，每年9月都會有一批新生進入大學，他們可以從校園網絡 訪問互聯網。這些新生剛開始發的帖子往往惹人生氣，但用不了幾周時 間，多數人就能掌握足以融入互聯網文化的必要網絡禮儀了。然而，互 聯網的水閘1993年打開后，新手開始沒完沒了地涌入，對網絡社交規范 和排外主義構成了嚴重沖擊。

　　楊致遠（Jerry Yang）和大衛·費羅（David Filo）對待博士論文的態 度都很散漫，他們會因為玩模擬籃球經理游戲而拖延完成論文的時 間。“我們做各種事情，就是不寫論文。”楊致遠回憶道。為了從服 務器上獲取球員的數據，楊致遠花了很多時間來研究FTP和Gopher這兩 種協議。在萬維網出現之前，它們是在互聯網上分發文檔的常用工具。

　　坎寧安在創建鏈接時會將文本中的單詞 緊貼在一起，也就是一個詞語可能會含有兩個或以上的大寫字母，比 如“CapitalLetters”。這種形式被稱為駝峰式拼寫法（CamelCase），后來 出現的一大批互聯網品牌都采用了這種命名方式，包括AltaVista、 MySpace和YouTube等。

　　維基百科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它的條目應該保持中立的觀點。這個原 則通常都能讓它成功產生出立場公正的條目，甚至連全球變暖和墮胎這 種爭議性話題也可以得到妥善的處理。此外，這條原則也能讓持有不同 觀點的人更容易地進行協作。

　　為什么人們愿意為此付出呢？哈佛大學教授約凱·本克勒（Yochai Benkler）將維基百科、開源軟件和其他無償協作項目并稱為“基于共享 的集體協作”。他解釋道：“它的核心特點是，由個人組成的團體會出于 激勵性動機和社會信號順利完成大型項目的協作，他們的行為并非由市 場價格或管理命令決定。”? 這些動機包括與他人互動時產生的心理回 報，以及完成一項有價值的工作帶來的個人滿足。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 的小樂趣，例如收集郵票，堅持使用準確的語法，了解杰夫·托爾堡 （Jeff Torborg）在大學時期的平均擊球率，或者熟知特拉法加系列戰役 的順序。這些內容都可以在維基百科上找到。 人們在為維基百科貢獻內容的時候，他們體內會有一種近乎原始欲 望的因素在起作用。有些維基人把它稱為“維基可卡因”。你剛剛完成的 精彩編輯會立刻出現在維基百科的條目頁面上，這種感覺就像是有一股 多巴胺涌向了大腦的愉悅中樞。而在不久之前，公開發表內容還是專屬 于少數人的一種樂趣。這些人當中的大部分都還記得第一次看到自己寫 的東西得到公開發表時的興奮之情。維基百科就跟博客一樣，它讓每個 人都能享受到這份喜悅——你不需要先得到媒體精英的認可或者選定。

　　相比被動獲取信息，主動參與創造有價值的信息會帶來更深一層的滿足感。

　　在威爾士看來：“那些想要得到尊重的人是因為他們擁有博士 學位，而且不想和凡夫俗子打交道，這些人往往都是令人討厭的。” 桑格則認為那些不學無術的群眾才是令人討厭的。“作為一個社區，維 基百科缺乏尊重專家意見的習慣和傳統。”這段話來自他在2004年除夕 夜發表的一份宣言，他在離職之后寫過很多篇這樣的攻擊文章。“我在 維基百科的第一年嘗試推行的一個方針是尊重專家，但是我沒有得到足 夠的支持來實現這點。”桑格的精英主義不僅沒有得到威爾士的贊同， 而且遭到了維基百科社區的抵制。“最終，所有缺乏耐心的專業人士都 會避免參與維基百科的編輯工作。”桑格抱怨道。事實證明桑格的想法是錯誤的。不學無術的群眾并沒有把專家趕 走，他們反而成了專家，同時專家也成了群眾的一分子。

　　謝爾蓋入讀的是一所采用蒙特梭利教育法的學校，他在那里培養出 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沒有人告訴你應該做什么，”他說，“你必須規劃 好自己的道路。”? 這是他和佩奇之間的一個共同點。在后來被問到擁 有身為教授的父母是不是他們取得成功的關鍵時，他們都表示入讀蒙特 梭利式教育學校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佩奇的觀點是：“我認為有一 部分原因來自我受到的教育——不要墨守成規，學會自我激勵，用懷疑 的眼光看待世界，還有做出與眾不同的事情。”

　　佩奇用于實現反向鏈接的方式來自一個大膽的想法——這是他在一 天半夜醒來之后突然想到的。“我當時在想：如果我們可以把整個萬維 網下載下來，然后只將其中的鏈接保存下來，那會怎樣呢？”他回憶 道，“我馬上拿起了一支筆，記下自己的想法。整個后半夜我都在完善 這個想法的細節，并說服自己這是可行的。” 這次的半夜工作經歷給 他上了一課。“你必須給自己定下不太可能實現的目標，”他后來對一群 以色列學生說道，“我在大學期間學到了一句話：‘積極地忽視不可 能。’這句話說得非常好。你們應該嘗試一些大多數人都不敢做的事 情。”

　　佩奇選定的主題是Eudora 郵件客戶端的顯示界面，他對這個客戶端執行各種操作所需的時長進行 了預估和測試。例如，他發現人們使用控制按鍵的操作速度實際上會比 鼠標慢0.9秒。

　　人機交互，客戶永遠是對的。

　　這臺機器參與的其中一個項目是協助醫生進行癌癥治療計劃。“在 《危險邊緣》的挑戰中，人類和機器之間處于競爭關系，”IBM的約翰· 凱利說道，“如果將沃森應用于醫療的話，人類和計算機將共同應對挑 戰。” 23 沃森的系統被錄入了超過200萬頁醫學期刊的內容，以及60萬條 臨床證據，它可以搜索多達150萬條病人記錄。當醫生向這臺計算機輸 入病人的癥狀和身體狀況之后，它會提供一份推薦治療方式的清單，并 按照自己的把握對各種治療方式進行排序。 24 IBM團隊認識到如果要真正發揮這臺機器的作用，它需要以一種令 人愉快的方式與人類醫生進行交流。IBM研究院軟件部門的副總裁戴維· 麥奎尼（David McQueeney）表示他們通過編程讓這臺機器表現出一些 謙遜的特質：“從我們早期的使用經驗來看，部分謹慎的醫生會提出這 樣的反對意見：‘我是一個持照執業的醫生，我不會讓一臺電腦告訴我 應該怎么做。’所以我們對沃森的系統進行了重新編程，讓它可以給人 一種謙遜的印象，它會說：‘這條建議對您有用的可能性為百分之…… 還有這些內容您可以自行查閱。’”醫生們對此感到非常滿意，他們說這 種感覺就像是和一位學識淵博的同事進行對話一樣。“我們的目標是將 人類的天賦，例如我們的直覺，和機器的強項，例如無限廣闊的知識， 結合在一起，”麥奎尼說道，“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組合，因為組合的雙 方都能提供對方不具備的東西。”

　　沃森是計算機技術第三次浪潮的前兆，增強智能與人工智能之間的 界線從此開始變得模糊。“第一代計算機是用于計算和制表的機器。”羅 曼提如是說，她回想起了赫爾曼·霍爾瑞斯在1890年人口普查中用到的 打孔卡片制表器，那是IBM的起源所在。“第二代計算機指的是使用馮· 諾依曼結構的可編程機器。你必須告訴它們應該做什么。”自從埃達·洛 夫萊斯以來，人們就開始為這些計算機編寫算法，指導它們如何一步接 一步地完成任務。“由于數據量的迅速增長，”羅曼提補充道，“第三代 計算機已經成為我們唯一的選擇，它們是不需要依賴編程的系統，它們 會自我學習。” 而就算這種機器真的出現了，它們也可以繼續與人類保持合作和共生的關系，而不是將人類放逐到歷史的塵埃當中。

　　道格·恩格爾巴特將機器和人類將會相互提升智慧的過程稱為“自生 過程”（bootstrapping）和“共同進化”（coevolution）。 29 這點引出了一 個有趣的前景：無論計算機發展速度有多快，人工智能也許永遠都無法 超越人機合作所產生的智慧。

　　首先，創新是一個協作過程。與孤獨天才的靈光一閃相比，創新更 多是來自團隊協作。歷史上每一個創意活躍的時代都是如此。科學革 命、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都有專門進行協同工作的機構和用于分享想法 的網絡。而對于數字時代來說，團隊協作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為重 要。即便是那些參與發明互聯網和計算機的天才們，他們的大部分成就 也都是通過團隊協作取得的。就如羅伯特·諾伊斯一樣，他們當中最優 秀的一群人會更傾向于成為公理會的牧師，而不是孤獨的先知；成為合 唱歌手，而不是獨唱者。

　　“不，你沒有發明推特，”威廉姆斯回應道，“我也沒有發明推特， 比茲（Biz Stone，比茲·斯通，另外一位聯合創始人）也沒有。人們沒有 發明互聯網上面的東西，他們只是發展了現有的想法。”

　　雖然數字時代似乎是一個顛覆 歷史的時代，但是它的發展基礎是歷代流傳下來的想法。協作不僅會在 同一時代的參與者之間進行，它還是跨越世代的。最優秀的創新者能夠 理解技術變革的軌跡，并接過前一代創新者們手上的接力棒。史蒂夫· 喬布斯的成果建立在艾倫·凱的研究之上，啟發艾倫·凱的人是道格·恩格 爾巴特，而恩格爾巴特是J·C·R·利克萊德和萬尼瓦爾·布什的繼承者。當 霍華德·艾肯在哈佛大學設計數字計算機的時候，他的靈感來自查爾斯· 巴貝奇的差分機零件，而且他會要求自己的下屬閱讀埃達·洛夫萊斯 的“注解”。

　　雖然互聯網可以作為虛擬協作和遠程協作的工具，但是數字時代的 創新為我們總結的另外一條經驗是，近距離的交流可以促進創新，這條 經驗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一樣適用。親自會面所帶來的好處是不能通 過數字方式復制的，貝爾實驗室已經向我們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英特 爾的創始人們為公司設計了一個以團隊為中心不斷延伸的開放式辦公空 間，使得自諾伊斯以下的每一位員工都可以在一個沒有隔閡的環境下工 作。這后來成為硅谷公司常用的一種辦公模式。曾經有人預測數字工具 的出現可以讓企業員工進行遠程辦公，但是這個想法直到現在仍然沒有 被完全實現。瑪麗莎·梅耶爾（Marissa Mayer）上任雅虎首席執行官之 后的首項舉措是禁止員工在家辦公，她指出：“人們在共處的時候可以 更好地進行協作和創新。”當史蒂夫·喬布斯在為皮克斯設計新總部大樓 的時候，他非常執迷于大樓中庭的結構安排，甚至連洗手間的位置也需 要由他來決定，他希望通過建筑結構的設計來促進員工之間的偶遇。蘋 果新建的標志性總部園區是他的遺作之一，這是一座圍繞著大型中央庭 院的環形建筑，它的內部含有多個開放的工作空間。

　　將這三種組織生 產的方式（政府、市場和同伴共享）結合起來會比單獨運用其中任何一 種方式都更為強大。

　　那些無法與他人進行協作的優秀個人也很容易會走向失敗，這是肖 克利半導體走向瓦解的原因。同樣，缺乏充滿激情和沖勁的遠見者的協作團隊也難以取得成功，例如貝爾實驗室在發明晶體管之后就失去了前 進的方向。蘋果公司在1985年驅逐喬布斯之后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 本書提到的大多數成功創新者和企業家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 是“產品人”。他們非常關注，而且深入理解產品的工程與設計。他們不 是主要負責營銷、銷售或者財務的人員。如果讓這幾種類型的人員負責 掌管企業的話，企業的持續創新能力通常都會受到損害。“當銷售人員 掌管公司的時候，產品人員就變得不那么重要了，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會 就此失去工作的動力。”喬布斯如是說。拉里·佩奇也有相同的看 法：“最優秀的領導人是對工程和產品設計理解得最為深刻的人。”

　　亞里士多德：“人類是一 種社交動物。”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還有什么可以解釋民用頻段電臺和 業余無線電出現的原因呢？更不用說像WhatsApp（一款通信應用程序） 和推特這樣的繼承者了。幾乎所有的數字工具，無論它們的設計初衷是 什么，人類總會把它們用作社交目的：建立社區、促進交流、實現社交 網絡。即便是最初被當作個人創意工具的個人電腦也不可避免地促進了 調制解調器和在線服務的興起，它最終還為我們帶來了臉譜網、Flickr 和Foursquare等社交網站。

　　人類的創造力包含價值觀、意圖、美學判斷、情感、個人意識和道 德觀念。這些是藝術和人文教會我們的東西，也是人文學科的價值不亞 于科學、技術、工程學和數學的原因。如果我們想要維持人類在人機共 生關系當中的地位，如果我們想要繼續作為機器的創意搭檔，我們就必 須繼續滋養自身的想象力、獨創性和人性的泉源。這是我們所能提供的 東西。 史蒂夫·喬布斯在自己的產品發布會上經常會用同一張幻燈片作為 總結，在他身后的大屏幕上會出現一個路標，上面標示著“人 文”（Liberal Arts）和“技術”（Technology）的交叉口。他最后一次登臺 發布產品是在2011年的iPad2發布會上，他當時站在這張圖像的中間宣 布道：“蘋果的基因決定了只有技術是不夠的。我們篤信，是技術與人 文的聯姻才能讓我們的心靈歌唱。”這點讓他成為我們這個時代中最具 創造力的技術創新者。 然而，人文學科的反面也同樣值得禮贊。熱愛藝術和人文的人也應 該嘗試欣賞數學和物理學的美，就如埃達·洛夫萊斯一樣。否則，他們 將會淪為藝術和科學的交叉口的匆匆過客，無緣于數字時代創新。他們 也會將自己對這個領域的控制權拱手讓給工程師們。 在那些贊美藝術和人文，并向它們的學術價值致敬的人當中，有很 多都會毫不掩飾地（有時甚至會面帶笑容地）對外宣告自己不懂得數學 或物理學。他們吹捧學習拉丁語的好處，但是他們卻對如何編寫算法一 無所知，也不能說出BASIC、C++、Python和Pascal這些計算機程序語言 之間的區別。他們認為不能分清《哈姆雷特》和《麥克白》的人是俗不 可耐的，然而他們卻可以大方地承認自己分不清基因和染色體，晶體管 和電容器，積分和微分方程。這些概念也許是難以理解的，但《哈姆雷 特》也并非通俗易懂。而且跟《哈姆雷特》一樣，上面提到的每一個概 念都有其獨特的美感。正如一道優美的數學方程，它們都展現出了宇宙的偉大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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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文摘】《创新者》-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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