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逝世 = 新人上位 = 科学进步?新研究表明确实如此
生活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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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牛逝世 = 新人上位 = 科学进步?新研究表明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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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數學之旅學術大牛們生前為人類創造了巨大的知識財富,死后也以另一種形式造福了科學。一項新研究表明,明星科學家去世后,同一學科分區中從未與他們合作的科學家論文發表數量提升 8.6%,其他領域的外來者們也將為這個領域帶來新鮮的思想。
生命科學受益于死亡——明星科學家們的死亡。這是最近《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期刊上一篇文章的結論(DOI: 10.1257/aer.20161574)。這篇文章的合著者,麻省理工學院(MIT)管理學教授皮耶?阿佐雷(Pierre Azoulay)開玩笑地警告,這并不是在暗中鼓勵大家謀害自然科學界的杰出科學家。正好相反,阿佐雷在近期的一次采訪中說,這只是給期刊編輯們和科研經費贊助機構們一個理由,好好反思自己在支持誰的研究,以及為什么支持他們。阿佐雷說:“我們的意思不是說應該開始隨機淘汰資深科學家們,來為科研新星們騰出空間。如果科學家們成功了,他們就能夠影響自己所從事的科學領域的變革,這原本就是科學界這個激勵體系的一部分,是激勵人們投入工作的動力之一。”但是阿佐雷指出,在這個“學術生涯的循環”里,巨星們可能“在他們領域的巔峰享受了太久的掌聲”。所以,“我們也許應該更系統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在經費和文章發表方面多給年輕人一些機會——讓新的研究思路能夠早一些挑戰權威理論。”人類群星隕落時阿佐雷用經濟學的眼光來研究科學發展,他合著了 2010 年的一篇文章,講述當科學家們去世后,在他們親密合作伙伴身上發生的事情。這個畫面有些令人尷尬:當核心人物離開后,合作者們的產出率下降了 5% 到 8%。接下來,阿佐雷開始對事情的另一面感到好奇:明星科學家的去世是否為非合作伙伴們騰出了更多的空間,令他們從中受益?阿佐雷最感興趣的是常規科學(normal science)中的波動,即按照提出猜想、設計實驗、驗證猜想的固定模式進行的“解謎式科學”,而不是范式轉移(paradigm shifts),即不可避免地將科學領入全新方向的變革。從這個角度來說,這項研究是在證明“普朗克原則”(Planck principle)——科學的進步并非來自科學家個體的思想轉變,而是來自科學家的世代更替。科學事實的勝利往往并不是通過使反對者們信服,讓他們領悟真相,而是因為反對者們最終都會死去,新一代在成長起來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接受了它。——馬克斯·普朗克在這項研究中,阿佐雷和他的合著者們研究了在 1975 至 2003 年間相對過早死亡或突然死亡的 452 位杰出科學家,與他們去世后所屬領域的“生命力”之間的關系,領域的活躍度根據論文發表比例和美國聯邦經費的流入計算。杰出科學家的樣本總數約為 13000 人,大約占整個科研領域中人數的百分之五。在樣本子集(452 人)中,科學家過早死亡時的平均年齡是 61 歲,所有人直到去世前都還活躍在研究領域里。(編者注:研究中沒有提及過早死亡的具體定義,根據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定義,美國人平均壽命為 75 歲,壽命低于這一水平即為過早死亡。)研究發現,科研明星們去世后,在他們所屬的學科分區(subfield)里,從未與他們合作過的科學家們的文章發表數量提升了 8.6%。所有的影響都與控制組分區相對比,即那些科研明星們仍然在世的分區。下一個“明星”會是誰?這些現象在那些之前被當做領域的“外行人”的科學家們身上更為顯著。文章中指出:“令我們驚訝的是,繼承領導地位的并不是同一分區中的競爭者們,反而是來自其他分區的科學家填補了空缺。重要的是,外行人貢獻的增加引進了一套新的參考文獻庫,他們的論文被高度引用的可能性極大增加。”因此,研究得出了與普朗克理論一致的結論——“杰出科學家的離世給了該領域向新的方向發展和在前沿科學更進一步的機會”。科研明星去世前后,其所處分區中所有作者、合作者和非合作者論文發表數量的變化。圖片來源:皮耶?阿佐雷當被問到他的研究結果意味著什么時,阿佐雷回答,當一個領域被一位超級巨星主宰時,進入其中的困難很可能是真實而且可見的。或者說,如同文章中解釋的那樣,“看起來并不是明星科學家們用他們在經費資助和編輯圈的影響力阻止新人進入領域,而是這種挑戰一個領域的核心人物的前景嚇退了想要進入的外來者。”接下來文章指出,大多數新人成功嶄露頭角的案例都發生在那些有“極有成就”的科學家離世的領域里。就算是在“有明星去世的領域里,進入領域的門檻還是由他身后的重要合作伙伴們把控著。我們發現的提示性證據顯示,這種現象在那些圍繞著很有限的研究方法或思想發展的領域,或者是合作關系非常緊密的領域中確實存在。我們還發現,當科研明星的重要合作伙伴也處于重要地位,可以限制核心群體以外的人獲取經費或論文發表機會的時候,新人更難嶄露頭角。”科學應當擁抱挑戰阿佐雷選擇了生命科學領域進行研究,因為它在美國聯邦科研經費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這個領域資源沒那么集中——因為和物理等領域相比,創新所需的研究材料成本沒那么高。讓有著杰出設想的新人生物學家開始一個實驗,比讓他們建一臺新的粒子加速器要簡單得多,需要的資源也要少得多。不過他也說,由于相似的理由,這些研究結果可能適用于其他資源相對不太集中的科學領域。他指出,至少一些行業八卦表明是這樣的。南卡羅萊納醫科大學(Med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副教授克里斯托弗·科維斯托(Christopher Koivisto)說,他認為“科學家們有一種在自己領域里過度固執的危險傾向”。當“一個外來人的觀察結果或者研究結論不符合他們的固有觀念時,他們就非常抗拒”。他說,在太多的情況下,編輯們和基金評審委員會的主席們會屈服于“教條主義的專家們”。科學家們應該“首先評估研究方法”,如果它是“合理且充分的,那么我們應該接受這些新的數據和對數據的解釋,哪怕這對我們目前的知識體系構成了挑戰”。科維斯托補充道:“大多數由科學研究方法得到的知識都依賴研究所處的背景,導致同時存在模糊的多重事實。”例如在他所在的癌癥生物學和基因組學領域中,他說:“很明顯,有一些基因既可以作為抑癌基因,又可以作為原癌基因,取決于細胞的具體類型。”最后他說道,這是“迷人的,也是我喜愛研究生物學的原因之一”。新的這篇文章指出,這是人們第一次將微觀經濟學用于研究科學的發展。阿佐雷開玩笑說,社會科學終于可以為“所謂真正的科學”做點實際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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