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作者是谁啊?
生活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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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作者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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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對,《項鏈》的作者是莫泊桑法國人《多帶帶飛》中的主人公是奧楚蔑洛夫
《聊齋志異》的作者是清代蒲松齡,是中國清代志怪小說作家,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山東淄川縣(今淄博市淄川區)人(族裔有爭議),世稱“聊齋先生”。蒲松齡平時喜好收集怪異的民間故事,死后以短篇故事集《聊齋志異》聞名于世,塑造了諸如聶小倩、青鳳、嬰寧和蓮香等不少有代表性的狐仙和女鬼藝術形象。蒲松齡熱衷于求取功名,但科舉成績并不如意,創作《聊齋志異》除了滿足獵奇趣味,也成為他寄托個人思想的方式。蒲松齡生活在明末清初,出身小商人家庭。蒲氏為淄川世家,熱衷功名。父親蒲槃時家道已漸中落,曾娶妻孫氏、董氏、李氏,松齡為董氏子。年少時,張獻忠、李自成起事、明朝滅亡、清軍入關,正處改朝易鼎之際,社會動蕩。蒲松齡19歲時參加縣府的考試,縣、府、道試均奪得第一名,取中秀才,受到山東學政施閏章獎譽,“名藉藉諸生間”。康熙元年( 1662年),長子蒲箬出生。然而他在之后科舉場中極不得志,雖滿腹實學,鄉試屢不中,46歲時方被補為廩膳生,71歲時被補為貢生。平日除微薄田產外,以教書、幕僚維生。康熙九年(1671年)八月,蒲松齡在江蘇省寶應縣為同鄉進士孫蕙做幕僚,后隨往高郵,一年后回家鄉,居家曾隨縉紳高珩、唐夢賚游嶗山。十二年在豐泉鄉王觀正家坐館。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鄉紳畢際家中做塾師,受到禮遇,“居齋信有家庭樂”,三十二年畢際有病逝,蒲松齡作《哭畢刺史》八首。康熙三十三年,受山東按察使喻成龍相邀,做臬臺署中的座上客。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蒲松齡辭別畢家石隱園綽然堂,其間教學近40年,直到71歲以老歸家。康熙五十四年病逝,一生頗不得意。
蒲松齡(1640~1715)清代小說家,字留仙,一字劍臣,號柳泉居士,淄川(今山東淄博)人。
《女聊齋志異》,又名《女聊齋》,題“古吳靚芬女史賈茗輯”,是清代末年編選的一部筆記小說集。關于《女聊齋志異》,陳汝衡先生評價說:“全書共八十九篇,厘為四卷,其中有取材于歷代史書者,有輯自唐人小說者,有雜采自明清人筆記者。
《儒林外史》與《聊齋志異》諷刺藝術之比較 “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 ,《儒林外史》以其深刻的思想內容和高超的藝術技巧,為我國諷刺文學的典范。“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 ,精練地概括了《聊齋志異》在諷刺藝術方面的高超成就。二者一個以“儒林文人”為對象,進得行辛辣的諷刺,一個以鬼神妖怪的世界來映射世人;一個冷峻,給人以悲劇感覺,一個熱烈,給人以喜劇的印象。但二都雖都是從現實出發,通過夸張變形,借以批判現實,但所達到的藝術效果卻是不同的。首先,在題材的選取上,《儒林外史》著重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題材,而《聊齋志異》則選“小”題材,以小見大,諷喻時弊。《儒林外史》所寫盡是“儒林中人”,天下儒生何止千萬,這樣選擇有有代表性的題材極其重要。許多人情世態也都是當時社會上常見的,作者抓住了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 例如,范進在發跡前受盡冷落,向胡屠戶借錢, 被胡屠戶一口唾沫啐在臉上, 罵了個狗血淋頭, 一旦范進中舉,胡屠戶馬上改口他為“賢婿老爺”, 還夸獎他“才學高,品貌好, 就是城里頭張府、周府那些老爺, 也沒有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前倨后恭,刻劃出當時的世態。蒲松齡善于選取“小題材”反映、揭露黑暗社會的“大現實” 。《促織》就是最杰出的一篇。因“宮中尚促織之戲, 歲征民間”, 于是層層官吏借此斂財。最后落到里正成名身上。他捉不到促織, 又“不敢斂戶口”, 被抓去打得“濃血流漓”,“惟思自盡” 。后經“巫”指點, 幸得金翅促織, 又被子弄死, 子懼投井。然而, 其子魂化促織, “輕捷善斗”,遂獻宮中,“上大嘉悅”, 成名因而暴富, 竟“裘馬過世家”。情節跌宕起伏, 驚心動魄。作品通過一個小小的促織, 把皇帝的昏庸, 社會的黑暗, 官吏的諂媚, 人民的疾苦, 反映得淋漓盡至, 這已不是一般的刺貪,而是直刺最高統治者——皇上。其次,在諷刺手法的運用上,也有不同。《儒林外史》采取廣泛而又強烈的藝術對比手法, 從正面進行諷刺抨擊。《聊齋志異》則采用較為曲折的方法,諷刺的力度更強。通過對比使作品思想十會尖銳,針針見血。在刻畫人物時, 常常不直接說明自己的意圖, 而是通過鮮明的對比, 在字里行間透露出深刻的含義, 引導讀者一道愛其所愛,憎其所憎。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興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現,成為衡量全書人物的尺度, 力求達到“敷陳大義”和“隱括全文”的目的。杜少卿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卻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叛逆者”。這些人物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對功名富貴采取否定的態度, 并敢于蔑視封建統治階級的權勢。他們的對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權勿用、楊執中等一批墮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偽造文書、代人考試、修妻再娶、忘恩負義。牛浦郎為了結交官府, 貪圖名利, 竟冒名牛布家, 進行招搖撞騙,后來原形畢露。通過對比,說明這類人物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必然產物, 從他們身上可以看見功名富貴腐蝕人心的惡劣影響。地主鹽商的丑惡言行與市井細民的高尚品德的對比, 顯得涇渭分明。嚴監生和胡三公子, 他們食而無厭地聚斂錢財,過著腐化墮落的生活。鹽商宋為富恬不知恥地宣稱:“一年至少也娶七八個妾”,并且飛揚跋扈, 只要一個訴呈, 打通關節, 立即就能取得訴訟的勝利。第五十五回寫了四個自食其力的奇人:會寫字的季遐年, 賣火紙管子的王太, 開茶館的蓋寬,做裁縫的荊元。他們都不是科舉場中的人物, 但他們自食其力, 品格高尚, 與前者形成顯明的對比。而《聊齋志異》剛指桑罵槐,含沙射影即明指甲而真意罵乙, 是一種非常隱晦曲折的諷刺手法。它含沙影射, 不露痕跡, 滿清王朝無可奈何, 而讀者心領神會,彼此心照不宣, 所以其“殺傷力”極強。請看《畫皮》。太原王生, 路遇女郎,竟領入家中“寢合”, 道士告訴他是妖,他將信將疑。后來,他“窗窺之,見一獰鬼,面翠色……鋪人皮于榻上,執彩筆而繪之;……披于身,遂化為女子。”最后,女鬼終將王生害死。作品明寫女鬼, 實則暗罵那些衣冠楚楚、高居顯位、光環照人的達官貴人, 他們搜刮民財、荼毒百姓,都是一群披著“畫皮”的惡鬼。《夢狼》也是此種諷刺手法之精品。在陰間的官府上,只“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也。入視墀中,白骨如山。”“忽一巨狼,銜死人入。”竟“聊充庖廚。”作者用陰間惡狼當道的衙門, 影射貪官污吏殘害百姓的社會現實, 在那個想說不能直說,想寫不能直寫、文網密布的反動王朝,讀來實在令人痛快淋漓、妙不可言。第三,在人物的塑造上,《儒林外史》及成功地塑造出性格復雜的典型人物。《聊齋志異》則塑造出分形象生動的人物。《儒林外史》這種對人物揭露正反面復雜特征的描寫是罕見的。正面人物并不都好,反對人物并不都壞。如馬二先生,瑕瑜互見,若不是就全書批判的主要傾向而論,很難說他是反面人物。他作為一個“選家”,熱衷科舉,專研制藝, 言必稱朱熹,對科舉制有一系統的理論,一心想做官發財。特別是馬二先生游西湖, 遇到女人不敢仰視; 見到皇帝的字, 慌忙磕頭; 他贊美西湖的美景時,用了《中庸》中的一句話, 牛頭不對馬嘴; 看到酒店里的雞鴨魚肉,直咽唾沫。馬二先生的迂闊、無知、鄙俗, 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可馬二先生在朋友蘧馬先夫急難的時候, 傾囊相助,免去其一場官司。連敲竹杠的公差也為之感動, 小說借一個人物的口, 稱贊他是有義氣、有肝膽的骨肉朋友。在馬二先生的身上,缺點這樣突出,優點亦如此。可見吳敬梓沒有把馬二先生簡單化, 他也是性格復雜的典型人物, 作者運用這種極為“不協調”的筆法, 逼真地予以描繪,就形成強烈的諷刺。《儒林外史》往往描寫丑的事物自認為美或冒充為美, 同時又巧妙地戳穿其美的外衣,讓讀者看到其丑陋不堪的本質, 其諷刺手法極為豐富多變, 魯迅稱它為“誠微辭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 是非常恰當的。《儒林外史》的問世, 體現了現實主義諷刺藝術的高度成就。《聊齋志異》大量栩栩如生的人物更是要人叫絕。《勞山道士》,慕道入山求仙的王生, 生性嬌惰, 經受不住艱苦生活的考驗, 入山不久便“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但又不甘空手而歸,便向師父提出“略授小技”的請求。師父傳授給他穿墻之術, 并讓他當場試驗, 果然“虛若無物”。王生大喜, 回家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在妻子面前吹開了, 說自己“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并且當場“去墻數尺,奔而入”。結果卻“頭觸硬壁,驀然而踣” 。《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屢試不售,“入闈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時, 醉入夢鄉。忽聞“報馬來”,王踉蹌而起:“賞錢十千!”家人因其酒醉, 便騙他說:“但請自睡,已賞之矣。”美夢便繼續做下去。一會兒又有人來報:“汝中進士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賞錢十千!”家人騙之如前。最后夢見自己殿試翰林, 便“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 于是大呼長班,長班稍稍來遲,他便破口大罵, 甚至大打出手。結果傾跌床前,妻兒“粲然皆笑”, 方才“忽如夢醒,始知前此之妄。”這兩個人物就非常形象,使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同時也增強了作品的諷刺力度。第四,兩部作品所形成的氣氛不同。《儒林外史》在他的諷刺人物的喜劇性行動背后,幾乎都隱藏著悲劇性潛流,只不過吳敬梓喜劇中的悲劇筆觸不像一般悲劇那樣濃烈、哀慟欲絕,慷慨悲歌,而是一種辛酸的,悲愴的哀怨之情。如范進因中舉而發瘋時的種種丑態,讓人感到好笑的同時還有一種酸楚。《聊齋志異》有高度的藝術性,充滿了幽默和詼諧, 在令人噴飯之余又拍案叫絕。從而達到針砭時弊、抑惡揚善之目的。如《罵鴨》全文僅一百二十三字,就痛快淋漓地懲罰了一個盜鴨者。某民盜鄰鴨,烹之,至夜,膚生鴨毛,觸之則痛。入夢,有人告曰:須得失者罵方愈。而鄰翁素雅量,不罵,再三勸說,“翁乃罵,其病良已。”那盜鴨者受到惡報的丑態,實在大快人心,是對一切貪官污吏的諷刺和警告。整部作品喜劇氣氛很濃。通過上面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儒林外史》與《聊齋志異》同是諷刺性作品,但是它們的風格是不同的。雖然運用相似的手法,可是達到的藝術效果也是不同的。但它們無論怎樣都是我國古典小說中諷刺藝術的高峰,給我國的文學史添上的精彩的兩頁。
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朱,清代山東淄川人。他生于書香門但祖上功名不顯,家中一直貧寒。雖然一生潦倒,但他尤其喜歡奇聞軼事,常常去找人聽故事。這種豐富的閱蒲松齡的創作有了豐富、堅實的基礎。自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開始流行,產生大量記錄神鬼怪異和人物軼事說。唐宋以來小說創作曾出現一個高潮,而明代以來傳奇和志怪小說的風氣又興盛起來,出現了超越前人的作品,蒲松齡的小說也在這樣的背景中產生的。同時,又因長期以來鬼神思想的流行,使得鬼怪狐的故事在民間流傳甚廣。這也是蒲松齡的創材與源泉。
《聊齋志異》的作者是清代蒲松齡,是中國清代志怪小說作家,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山東淄川縣(今淄博市淄川區)人(族裔有爭議),世稱“聊齋先生”。蒲松齡平時喜好收集怪異的民間故事,死后以短篇故事集《聊齋志異》聞名于世,塑造了諸如聶小倩、青鳳、嬰寧和蓮香等不少有代表性的狐仙和女鬼藝術形象。蒲松齡熱衷于求取功名,但科舉成績并不如意,創作《聊齋志異》除了滿足獵奇趣味,也成為他寄托個人思想的方式。蒲松齡生活在明末清初,出身小商人家庭。蒲氏為淄川世家,熱衷功名。父親蒲槃時家道已漸中落,曾娶妻孫氏、董氏、李氏,松齡為董氏子。年少時,張獻忠、李自成起事、明朝滅亡、清軍入關,正處改朝易鼎之際,社會動蕩。蒲松齡19歲時參加縣府的考試,縣、府、道試均奪得第一名,取中秀才,受到山東學政施閏章獎譽,“名藉藉諸生間”。康熙元年( 1662年),長子蒲箬出生。然而他在之后科舉場中極不得志,雖滿腹實學,鄉試屢不中,46歲時方被補為廩膳生,71歲時被補為貢生。平日除微薄田產外,以教書、幕僚維生。康熙九年(1671年)八月,蒲松齡在江蘇省寶應縣為同鄉進士孫蕙做幕僚,后隨往高郵,一年后回家鄉,居家曾隨縉紳高珩、唐夢賚游嶗山。十二年在豐泉鄉王觀正家坐館。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鄉紳畢際家中做塾師,受到禮遇,“居齋信有家庭樂”,三十二年畢際有病逝,蒲松齡作《哭畢刺史》八首。康熙三十三年,受山東按察使喻成龍相邀,做臬臺署中的座上客。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蒲松齡辭別畢家石隱園綽然堂,其間教學近40年,直到71歲以老歸家。康熙五十四年病逝,一生頗不得意。
蒲松齡(1640~1715)清代小說家,字留仙,一字劍臣,號柳泉居士,淄川(今山東淄博)人。
《女聊齋志異》,又名《女聊齋》,題“古吳靚芬女史賈茗輯”,是清代末年編選的一部筆記小說集。關于《女聊齋志異》,陳汝衡先生評價說:“全書共八十九篇,厘為四卷,其中有取材于歷代史書者,有輯自唐人小說者,有雜采自明清人筆記者。
《儒林外史》與《聊齋志異》諷刺藝術之比較 “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 ,《儒林外史》以其深刻的思想內容和高超的藝術技巧,為我國諷刺文學的典范。“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 ,精練地概括了《聊齋志異》在諷刺藝術方面的高超成就。二者一個以“儒林文人”為對象,進得行辛辣的諷刺,一個以鬼神妖怪的世界來映射世人;一個冷峻,給人以悲劇感覺,一個熱烈,給人以喜劇的印象。但二都雖都是從現實出發,通過夸張變形,借以批判現實,但所達到的藝術效果卻是不同的。首先,在題材的選取上,《儒林外史》著重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題材,而《聊齋志異》則選“小”題材,以小見大,諷喻時弊。《儒林外史》所寫盡是“儒林中人”,天下儒生何止千萬,這樣選擇有有代表性的題材極其重要。許多人情世態也都是當時社會上常見的,作者抓住了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 例如,范進在發跡前受盡冷落,向胡屠戶借錢, 被胡屠戶一口唾沫啐在臉上, 罵了個狗血淋頭, 一旦范進中舉,胡屠戶馬上改口他為“賢婿老爺”, 還夸獎他“才學高,品貌好, 就是城里頭張府、周府那些老爺, 也沒有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前倨后恭,刻劃出當時的世態。蒲松齡善于選取“小題材”反映、揭露黑暗社會的“大現實” 。《促織》就是最杰出的一篇。因“宮中尚促織之戲, 歲征民間”, 于是層層官吏借此斂財。最后落到里正成名身上。他捉不到促織, 又“不敢斂戶口”, 被抓去打得“濃血流漓”,“惟思自盡” 。后經“巫”指點, 幸得金翅促織, 又被子弄死, 子懼投井。然而, 其子魂化促織, “輕捷善斗”,遂獻宮中,“上大嘉悅”, 成名因而暴富, 竟“裘馬過世家”。情節跌宕起伏, 驚心動魄。作品通過一個小小的促織, 把皇帝的昏庸, 社會的黑暗, 官吏的諂媚, 人民的疾苦, 反映得淋漓盡至, 這已不是一般的刺貪,而是直刺最高統治者——皇上。其次,在諷刺手法的運用上,也有不同。《儒林外史》采取廣泛而又強烈的藝術對比手法, 從正面進行諷刺抨擊。《聊齋志異》則采用較為曲折的方法,諷刺的力度更強。通過對比使作品思想十會尖銳,針針見血。在刻畫人物時, 常常不直接說明自己的意圖, 而是通過鮮明的對比, 在字里行間透露出深刻的含義, 引導讀者一道愛其所愛,憎其所憎。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興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現,成為衡量全書人物的尺度, 力求達到“敷陳大義”和“隱括全文”的目的。杜少卿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卻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叛逆者”。這些人物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對功名富貴采取否定的態度, 并敢于蔑視封建統治階級的權勢。他們的對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權勿用、楊執中等一批墮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偽造文書、代人考試、修妻再娶、忘恩負義。牛浦郎為了結交官府, 貪圖名利, 竟冒名牛布家, 進行招搖撞騙,后來原形畢露。通過對比,說明這類人物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必然產物, 從他們身上可以看見功名富貴腐蝕人心的惡劣影響。地主鹽商的丑惡言行與市井細民的高尚品德的對比, 顯得涇渭分明。嚴監生和胡三公子, 他們食而無厭地聚斂錢財,過著腐化墮落的生活。鹽商宋為富恬不知恥地宣稱:“一年至少也娶七八個妾”,并且飛揚跋扈, 只要一個訴呈, 打通關節, 立即就能取得訴訟的勝利。第五十五回寫了四個自食其力的奇人:會寫字的季遐年, 賣火紙管子的王太, 開茶館的蓋寬,做裁縫的荊元。他們都不是科舉場中的人物, 但他們自食其力, 品格高尚, 與前者形成顯明的對比。而《聊齋志異》剛指桑罵槐,含沙射影即明指甲而真意罵乙, 是一種非常隱晦曲折的諷刺手法。它含沙影射, 不露痕跡, 滿清王朝無可奈何, 而讀者心領神會,彼此心照不宣, 所以其“殺傷力”極強。請看《畫皮》。太原王生, 路遇女郎,竟領入家中“寢合”, 道士告訴他是妖,他將信將疑。后來,他“窗窺之,見一獰鬼,面翠色……鋪人皮于榻上,執彩筆而繪之;……披于身,遂化為女子。”最后,女鬼終將王生害死。作品明寫女鬼, 實則暗罵那些衣冠楚楚、高居顯位、光環照人的達官貴人, 他們搜刮民財、荼毒百姓,都是一群披著“畫皮”的惡鬼。《夢狼》也是此種諷刺手法之精品。在陰間的官府上,只“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也。入視墀中,白骨如山。”“忽一巨狼,銜死人入。”竟“聊充庖廚。”作者用陰間惡狼當道的衙門, 影射貪官污吏殘害百姓的社會現實, 在那個想說不能直說,想寫不能直寫、文網密布的反動王朝,讀來實在令人痛快淋漓、妙不可言。第三,在人物的塑造上,《儒林外史》及成功地塑造出性格復雜的典型人物。《聊齋志異》則塑造出分形象生動的人物。《儒林外史》這種對人物揭露正反面復雜特征的描寫是罕見的。正面人物并不都好,反對人物并不都壞。如馬二先生,瑕瑜互見,若不是就全書批判的主要傾向而論,很難說他是反面人物。他作為一個“選家”,熱衷科舉,專研制藝, 言必稱朱熹,對科舉制有一系統的理論,一心想做官發財。特別是馬二先生游西湖, 遇到女人不敢仰視; 見到皇帝的字, 慌忙磕頭; 他贊美西湖的美景時,用了《中庸》中的一句話, 牛頭不對馬嘴; 看到酒店里的雞鴨魚肉,直咽唾沫。馬二先生的迂闊、無知、鄙俗, 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可馬二先生在朋友蘧馬先夫急難的時候, 傾囊相助,免去其一場官司。連敲竹杠的公差也為之感動, 小說借一個人物的口, 稱贊他是有義氣、有肝膽的骨肉朋友。在馬二先生的身上,缺點這樣突出,優點亦如此。可見吳敬梓沒有把馬二先生簡單化, 他也是性格復雜的典型人物, 作者運用這種極為“不協調”的筆法, 逼真地予以描繪,就形成強烈的諷刺。《儒林外史》往往描寫丑的事物自認為美或冒充為美, 同時又巧妙地戳穿其美的外衣,讓讀者看到其丑陋不堪的本質, 其諷刺手法極為豐富多變, 魯迅稱它為“誠微辭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 是非常恰當的。《儒林外史》的問世, 體現了現實主義諷刺藝術的高度成就。《聊齋志異》大量栩栩如生的人物更是要人叫絕。《勞山道士》,慕道入山求仙的王生, 生性嬌惰, 經受不住艱苦生活的考驗, 入山不久便“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但又不甘空手而歸,便向師父提出“略授小技”的請求。師父傳授給他穿墻之術, 并讓他當場試驗, 果然“虛若無物”。王生大喜, 回家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在妻子面前吹開了, 說自己“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并且當場“去墻數尺,奔而入”。結果卻“頭觸硬壁,驀然而踣” 。《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屢試不售,“入闈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時, 醉入夢鄉。忽聞“報馬來”,王踉蹌而起:“賞錢十千!”家人因其酒醉, 便騙他說:“但請自睡,已賞之矣。”美夢便繼續做下去。一會兒又有人來報:“汝中進士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賞錢十千!”家人騙之如前。最后夢見自己殿試翰林, 便“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 于是大呼長班,長班稍稍來遲,他便破口大罵, 甚至大打出手。結果傾跌床前,妻兒“粲然皆笑”, 方才“忽如夢醒,始知前此之妄。”這兩個人物就非常形象,使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同時也增強了作品的諷刺力度。第四,兩部作品所形成的氣氛不同。《儒林外史》在他的諷刺人物的喜劇性行動背后,幾乎都隱藏著悲劇性潛流,只不過吳敬梓喜劇中的悲劇筆觸不像一般悲劇那樣濃烈、哀慟欲絕,慷慨悲歌,而是一種辛酸的,悲愴的哀怨之情。如范進因中舉而發瘋時的種種丑態,讓人感到好笑的同時還有一種酸楚。《聊齋志異》有高度的藝術性,充滿了幽默和詼諧, 在令人噴飯之余又拍案叫絕。從而達到針砭時弊、抑惡揚善之目的。如《罵鴨》全文僅一百二十三字,就痛快淋漓地懲罰了一個盜鴨者。某民盜鄰鴨,烹之,至夜,膚生鴨毛,觸之則痛。入夢,有人告曰:須得失者罵方愈。而鄰翁素雅量,不罵,再三勸說,“翁乃罵,其病良已。”那盜鴨者受到惡報的丑態,實在大快人心,是對一切貪官污吏的諷刺和警告。整部作品喜劇氣氛很濃。通過上面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儒林外史》與《聊齋志異》同是諷刺性作品,但是它們的風格是不同的。雖然運用相似的手法,可是達到的藝術效果也是不同的。但它們無論怎樣都是我國古典小說中諷刺藝術的高峰,給我國的文學史添上的精彩的兩頁。
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朱,清代山東淄川人。他生于書香門但祖上功名不顯,家中一直貧寒。雖然一生潦倒,但他尤其喜歡奇聞軼事,常常去找人聽故事。這種豐富的閱蒲松齡的創作有了豐富、堅實的基礎。自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開始流行,產生大量記錄神鬼怪異和人物軼事說。唐宋以來小說創作曾出現一個高潮,而明代以來傳奇和志怪小說的風氣又興盛起來,出現了超越前人的作品,蒲松齡的小說也在這樣的背景中產生的。同時,又因長期以來鬼神思想的流行,使得鬼怪狐的故事在民間流傳甚廣。這也是蒲松齡的創材與源泉。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聊斋志异作者是谁啊?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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