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院長單霽翔退休 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接任

故宮上新了，不過這次上新的不是文創產品，而是院長。4月8日，65歲的故宮“看門人”單霽翔退休，故宮博物院院長的職位由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接任。4月9日，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網站也在“部領導”欄目更新信息，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王旭東同時擔任了文化和旅游部黨組成員，并明確為副部長級。一時間，網友們紛紛對單霽翔的退休表達不舍和祝福，也對新任院長王旭東表示好奇和期待：過去7年，單院長三天兩頭送故宮上熱搜，未來，上新的王院長能否再創輝煌，帶領故宮走向新紀元？事實上，1967年出生的王旭東雖然比單霽翔小13歲，但與文物親密接觸的時間比單霽翔還長。28年，西北大漠的沙，王旭東不是白吃的——他從對藝術一竅不通的水利工程師，變身對莫高窟壁畫了如指掌的資深文保專家，之后又推動敦煌學跨界融合。與“段子手”單霽翔相比，老同事對王旭東的評價是“低調少話”，面對風頭正盛的博物館IP開發，長期身在敦煌的王旭東一直持謹慎態度：“我們寧可步子邁慢一點，甚至不合作，都不能突破底線。”那么王院長履新之后，此前高速發展的故宮IP，會放慢腳步嗎？對敦煌一無所知的“掃沙僧”沖動可以是魔鬼，也可以是改變人生軌跡的契機，如果沒有28年前的“一時沖動”，今天的王旭東，或許會離文物保護工作十萬八千里遠。1967年2月，王旭東出生于甘肅省山丹縣農村。山丹縣位于河西走廊中段，屬大陸性高寒半干旱氣候，年降水量只有187.7毫米，人均占有水資源量不到600立方米，只達到全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的27%。而在王旭東的家鄉，那個“非常偏僻的小山村”，全村人口不超過1000人，面朝黃土背朝天，缺水情況更不言而喻。童年時，王旭東只有一個夢想——當一名水利工程師，改變家鄉缺水的狀況。所以在高考志愿上，從一本、二本再到專科，王旭東全填的是水利專業。1986年，王旭東如愿以償考入蘭州大學地質系水文地質與工程地質專業，畢業后，他毫不猶豫回到家鄉，在張掖地區的水電處當水利技術員。1991年，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合作。美方專家建議，石窟保護需要地質工程專業人才的加入。在大學老師的推薦下，王旭東進入敦煌研究院的視野。“敦，大也。煌，盛也。”這是《漢書》中對敦煌的解讀。自古以來，敦煌就是中西交通的要塞，東西文化在此匯合，佛教文化也穿過帕米爾高原和塔克拉瑪干沙漠，東漸入中原，敦煌一時成為佛學重鎮。自晉代開始，不斷有僧侶、信眾以及信奉佛教的王公貴族在敦煌開鑿石窟，繪制壁畫，光莫高窟就有735個石窟，南北全長1680米，壁畫4.5萬平方米、彩塑2415尊，古代文物超過5萬件。石窟藝術星河燦爛，修復工作也艱難浩繁。壁畫剝落，彩繪褪色……長期以來，敦煌石窟飽受風沙、風化之苦，不僅需要藝術家的描摹，還需要地質、化學等專業人才的常年參與。來源：敦煌研究院官網但起初，滿腔治水理想的王旭東并不太情愿：“因為是老師推薦，所以我勉強決定去敦煌看看。”1991年農歷正月十七，敦煌下起鵝毛大雪，王旭東從張掖坐上長途客車，踏雪來到莫高窟。雪中莫高窟此前，王旭東從未來過莫高窟，對莫高窟的唯一印象只有父親旅行時在九層樓前的合影。雪中的莫高窟，收斂起戈壁飛沙的狂躁，萬籟俱靜，尤其是夜里，面對空寂無人的三危山，王旭東獨自繞著莫高窟漫步，突然對這片靜謐的千年古跡心生好感，而且覺得窟區很像小時候生活的小山村。第二天，“對敦煌文化一無所知”的王旭東就答應留在研究院。多年后，王旭東回憶道：“決定留下來，有點‘一時沖動’。”全家人中，只有王旭東的父親同意他留在敦煌的決定。奔赴敦煌，這位理工男又遇上新困惑。“那時的我，對藝術一竅不通，完全看不懂那些佛教壁畫。在我這個工科生眼中，那些泥塑和壁畫往往只是土，只是礦物。”王旭東還記得第一次修壁畫時，“手顫抖得根本無法下手”。上世紀90年代初，莫高窟的風沙危害依然嚴重，王旭東剛去研究院工作時，“每天都要在窟區掃沙子。”放棄年少時的理想，到黃沙肆虐、清冷幽靜的石窟當“掃沙僧”，與青燈古佛相伴，年輕的王旭東面臨重重考驗。“佛系”文物“救火隊長”“花繁柳密處，撥得開，才是手段；風狂雨急時，立得定，方見腳根”，幸運的是，王旭東很快就用專業知識，在藝術家云集的敦煌研究院站穩腳跟，也找到對藝術的敬畏。進入研究院，王旭東接手的第一個課題是崖體穩定性研究，與他的專業非常吻合。他有幸拿著鑰匙，用了半年時間走遍莫高窟有壁畫和雕塑492個洞窟，越走越有干勁。1999年7月，王旭東（右三）與中外專家在莫高窟第85窟壁畫保護現場討論（來源：敦煌研究院）在敦煌，王旭東用專業知識攻克了不少難題。比如，壁畫反復脫落，曾被研究員們稱為“石窟癌癥”，但王旭東們經過對顏料、巖體的調查分析發現，原來是壁畫顏料中的鹽分太高，在不同濕度環境下反復溶解、結晶。“所以，要給壁畫治病，首先要了解巖體的結構和其中的水鹽運移規律。我覺得自己終于有了用武之地。

”莫高窟壁畫修復流程圖但常年參與修復工作，同時意味著常年與清寂相伴。敦煌研究院距離敦煌市區有25公里，刮起沙塵來，“最厲害的時候，十來米之內都看不見”，冬天氣溫在零下20度上下，洞窟內冷得像冰窖。而且當時王旭東與妻子兩地分居，也曾動過離開的心思。最終王旭東還是留了下來。經常在洞窟里打轉，王旭東越發對石窟藝術感興趣，通過讀書、咨詢，“我越來越覺得其中的學問太大了，內容實在是太豐富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對敦煌文物才有了發自內心的敬畏”。王旭東曾說，與千年石窟相比，自己20多年的保護工作算不上什么，并從敦煌前人的身上找到了定力：“有堅守、不隨大流，是我從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三位先生身上汲取的精神力量。我覺得我們不是懶惰，而是要有一種定力。”在莫高窟對面的三危山上，有一片簡樸的公墓，那里埋葬著十多位生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文物工作者、藝術家，包括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常書鴻、敦煌學者史葦湘和歐陽琳伉儷。守得定，或許也與王旭東“喜靜”的性格有關。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王旭東稱，莫高窟中，最打動他的是158窟——“涅槃窟”。在這個窟內，古代藝術家創作出釋迦摩尼進入涅槃境界的雕塑，王旭東說，一進入涅槃窟，浮躁、痛苦的感受就會消失，代之以清凈喜樂，“這可能與我自己整個的性格有關系吧”。敦煌158窟從小生長在農村的王旭東，有強烈的鄉村情結，他喜歡自然純樸的鄉野，去國外考察，也最中意小鎮、田園城市，還坦言，不喜歡大城市，只喜歡那些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城市。據全天候科技報道，敦煌研究院的老同事們對王旭東的評價也是“平時不怎么愛和其他人說話，低調實干”，但一說起地質知識就滔滔不絕，而且每次從洞窟里回來就會做筆記，辦公室里他的筆記堆得像小山一樣，數量最多，還時不時翻看。工作后，王旭東曾熬夜復習，周五下班還要坐一夜火車到蘭州考學，用8年時間攻讀下蘭州大學地質系碩士和博士。2018年，王旭東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創新獎”，《甘肅日報》寫道：“王旭東他帶領團隊成功研發了干旱環境土遺址與古代壁畫保護成套技術，實現了保護的科學化和規范化，并在保護理念、病害護理、保護技術與裝備等方面取得了理論突破和技術創新，其成果應用于我國200余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項目，并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技術輻射。”2005年王旭東在新疆樓蘭壁畫做現場搶救性支頂同時，王旭東還搶救了不少地區的古跡、重點文物。王旭東主持承擔的重大文物保護工程項目的勘察、設計和施工項目（部分）帶著敦煌玩跨界文物需要“守舊”，但文化需要創新。2014年12月，王旭東任敦煌研究院院長、黨委書記，在敦煌文化的推廣上動了不少腦筋。進入“數字敦煌”官方網站，點擊觀看洞窟，你會被屏幕前絲毫畢現、清晰可見的壁畫與雕塑震撼，仿佛正在遠程游覽莫高窟。放大，還可以看到佛像身上細膩的服飾紋理。如果看不懂壁畫內容，可以通過網頁上的文字介紹輔助理解。通過互聯網遠程欣賞敦煌石窟，是“數字敦煌”項目中的一部分。這個項目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探索，在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前任院長樊錦詩的大力推動下，通過對敦煌石窟和相關文物的全面數字化采集、加工和存儲，以全新方式和技術手段來延續石窟藝術的生命，促進世界范圍內敦煌學的研究。2016年4月底，在王旭東任上，傾多部門之力，“數字敦煌”互聯網平臺得以面世，網友和研究者可以在網上對30個敦煌石窟一探究竟。游客的體溫以及呼出的二氧化碳、水汽，會對壁畫造成不可逆的傷害，面對激增的游客數量，王旭東也用了不少法子。從2015年5月開始，莫高窟實行“前端數字體驗+后端實體洞窟參觀”的“一票制”模式。為了應對已經超過200萬的年游客數量，莫高窟將從今年4月起推出6種“套餐”。2017年，敦煌研究院晉級國家一級博物館，一定程度上為敦煌石窟的保護和推廣獲取了更多機會和資源。王旭東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期間，帶著“敦煌壁畫藝術精品高校公益巡展”走進了30多個高校，同時經常強調敦煌研究的國際化，與多國科研院校達成合作。故宮IP火熱開發時，敦煌IP也在王旭東的推動下有序展開。從2016年開始，敦煌研究院文創中心推出了羊毛絲綢手作和敦煌色系口紅定制課程。2017年底，敦煌研究院與騰訊達成合作，推出“數字供養人”和“數字絲路”計劃。在騰訊旗下手游《王者榮耀》中，與敦煌研究院合作推出的敦煌系列皮膚，銷售很火爆； nbsp;“敦煌詩巾”小程序取用了敦煌壁畫中的元素，讓用戶自主設計、定制絲巾，同樣引來贊嘆。近年來，敦煌研究院在文創產品上也有所發力。截至2017年底，共取得注冊商標108個，其他知識產權30項，全年文創產品銷售額1708.3萬元，開發超過42類文創產品，著重建設“星空下闡釋敦煌”“如是敦煌”“念念敦煌”三大文創品牌，并和小米、亞馬遜、華為等合作運用敦煌元素開發手機、閱讀器。與超過1萬種的故宮文創產品相比，敦煌文創的體量和營收規模要小很多，腳步小一些，速度也慢一些，但有鮮明的三大特點：體驗化、品牌化、精品化。這樣的特點，一來，是因為敦煌研究院一直以保護、搶救石窟為重點工作，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二來，敦煌石窟的游客量較故宮要小得多，而且佛教文化更為小眾，特征明顯；三來，也與王旭東對文博IP開發的謹慎態度有關。在接受采訪時，王旭東曾表態，粗制濫造的東西不是文創，吸取了過去的教訓，敦煌研究院在選取合作伙伴時必須謹慎小心，在文創開發時不要太急躁。王旭東曾經提出質疑：“大家是真心愿意做文創，還是社會趨勢推著走？恐怕我們得先想清楚這個問題。文創一定不能背離價值，要通過文化創意讓遺產發揚光大，而不是去消費它。”他強調：“慈悲、智慧和美，是敦煌的價值。我們寧可步子邁慢一點，甚至不合作，都不能突破底線。莫高窟在，后人還會繼續去做。但如果敦煌在人們心中垮掉，再扶起來很難。”這不免讓人聯想到王旭東即將掌管的“頂級網紅”故宮。2017年，故宮文創產品年銷售額達15億元，種類超萬種，光是手機殼就超過480種，影視綜藝、APP等也到處開花，火鍋、咖啡館的話題度超高。但近兩年，故宮IP的跨越式發展也引來授權糾紛和對品質的質疑，元宵夜游活動也褒貶不一。無疑，王旭東眼前的這盤棋，并不好下，但人們還是充滿期待：守得定千年石窟，何嘗守不定600年故宮？[詳情]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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