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墓小說的風頭過去了，最出名的就是《鬼吹燈》和《盜墓筆記》。《鬼吹燈》的文筆就真是麻麻地，情節還可以，所以這類缺乏寫作功底的小說最好還是用聽古仔的形式。講古可以掩蓋了小說中的文字組詞的優雅缺乏，聽和看要求本就不同，大概為什么分文言和白話。

　　說起盜墓，沉寂了一段時間的“曹操墓”又有新消息（http://news.163.com/10/0611/21/68U89BI10001124J.html ）：

據考古隊員透露，河南安陽曹操高陵1號陪葬墓已挖掘出一把細長鐵劍，雖鐵銹斑斑，但整體上保存完整。2號曹操墓價值最大的是一顆從泥土里發掘的翡翠珠，為 曹操下葬時口中所含，有專家估價上千萬元。

　　看了這則新聞，原本是“曹操墓”，現在要再加多一個引號““曹操墓””。如果新聞屬實，感覺“曹操墓”就越不屬實。我們雖然才疏學淺，但是有幾個常識還是知道的。

　　出產翡翠（不是泛指綠色的玉，而是真正的翡翠寶玉）只有緬甸。西元200年，中原怎樣去緬甸拿玉。5百年后的唐朝，嶺南還作為流放犯人的地方，更何況緬甸。諸葛亮七擒孟獲不過去了趟云南，已經雞毛鴨血，怎么緬甸玉。翡翠估計在明清，因為要東南亞的的木材，貿易多了，玉的貿易才發展。所以翡翠一詞，匪夷所思。如果是其他的玉，綠色的玉都可能，唯獨不可能是翡翠。

　　第二個問題是“珠”，如果是“豬”，還合理一些，偏偏又照片，真是珠圓玉潤。前年去陜西的省博參觀（大開眼界，泡了整日），看出土文物，古人有口含玉的習慣，不過都是有形狀，常見是蟬，也有豬，豬長條行，好似是握在手中不是放在口中。總之就沒圓祿祿的珠形。形狀是有意義的。我在網上search了一下：

商朝人含貝，西周常含玉，春秋多含珠玉者。戰國以后，盛行死者含蟬形玉，漢代尤甚。故而形成了特有的“蟬文化”，司馬遷在《史記\"屈原》中載“蟬，脫于 污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對蟬推崇備至。因為蟬自幼蟲從地下鉆出以后，經過蛻殼長為成蟲而飛向天空，“垂綏飲清露，流響出疏桐”，象征了一 種奮發進取不扶而直的高尚品格，同時也是表達生者希望死者的靈魂如蟬蛻而升天的美好祝愿；再者，蟬身小巧玲瓏，美玉制成蟬形便于含放口中，且極具審美藝術價值。

　　作為漢統的三國，有什么可能是“珠”，無法理解。“珠”一般是用來串起來佩戴，但是依稀記得以前馬未都的百家講壇，......，記不清楚了，在陜博，沒見過如此滾圓的珠。記得以前參觀明十三陵，明代的工藝是非常好的，好像也沒如此滾圓的珠。這種工藝，只通過手工制作是很難想象，況且三國戰亂，工藝水平比漢只退不進。墓是真的，“曹操”未必，“翡翠”是不可能的，“珠”很現代。下面是出土的具有工業社會水平的珠圖，都反光了。

2010年8月23日

　　 今日在網上閑逛，發現新的證偽論證，摘錄如下（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8-23/053420953183.shtml）：

文字之疑：出土石碑出現“現代文字”

發言人：李路平，金石研究專家，江蘇省書畫鑒定委員會主任

　　先有必要說一下《魯潛墓志》。魯潛，是后趙時期的一位正三品官員，他的墓志1998年4月出土于河南安陽。魯潛和曹操原本是八竿子打不著，但因為這個墓志明確詳細指出了曹操墓的具體方位，因而成為驗證真偽的源頭環節。

　　李路平說，通過對《魯潛墓志》的研究發現，《魯潛墓志》中有一個“年”字，寫法和現在的寫法幾乎一致，不符合當時的隸書書寫規范。其中的“歲” 字也讓李路平覺得可疑，他說，北朝時期的人寫“歲”字，上半部分應該寫成“止”，而不是“山”。《魯潛墓志》的“歲”字上半部分恰恰是“山”，同樣不符合當時正確的寫法。

　　與《魯潛墓志》同樣受質疑的還有那三塊出土于曹操墓的“文物”，“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還有個是“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前兩件“文物”上的“武”字與《魯潛墓志》上第二個“武”字寫法一樣，錯把“止”部寫為“山”。“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石牌中“武”與《魯潛墓志》中第一個“武”字同樣“止”下橫出頭太長，錯寫為“之”部，差一百多年間“武”字錯寫、刻畫的工匠如出一轍，這三件“文物”與《魯潛墓志》為同一人操刀。

　　“另外，從《魯潛墓志》和曹操墓出土石牌的公布拓片來看，上面毫無石炭巖在地下侵蝕千年的石花。”李路平說，“這樣拙劣的造假手法，其造假時間，長不過三年，短則只要三天”。

另一方：http://news.sina.com.cn/c/2010-08-23/023020952024.shtml

　　河南省考古所研究員郝本性解釋說，魯潛墓志是標準的隸書八分體，從1998年至今，還沒有人質疑過真假。而“武”字山字底的出處，在陸明君的《魏晉南北朝碑別字研究》中就有。

稱呼之惑：當時不會被稱為“魏武王”

發言人：林奎成，歷史學者，河南開封文聯書畫委員會主任

　　歷史學者、河南開封文聯書畫委員會主任林奎成考證了古人名號由來，認為在整個曹魏王朝時期(即公元220-265年)，曹操不可能被稱為“魏武王”，有著這樣稱謂的石牌更不應該出現在曹操墓中。

　　林奎成說，曹操生前受漢封，先封“魏公”，繼封“魏王”。“公”和“王”都是爵號。但曹操死后，“魏王”就不再是曹操，而是曹丕了，因為曹丕世襲了曹操的爵位。曹操死后，謚號“武王”，對他的稱呼只能是“武王”，絕不可能是“魏武王”。道理很簡單，“魏王”是生前爵號、是顯名，“武王”是死后謚號、是冥名，二者混用，便是違制。古代禮制要求嚴格，陽名和陰名肯定不可以同時用。

　　另外，在曹操死后的曹魏王朝時期，對曹操本人的稱呼，只可能有三種，即太祖(后曹丕追謚的廟號)、武皇帝、太祖武皇帝，不可能稱之“魏武王”。“依此反推，現在曹操墓中出現‘魏武王常所用’系列石牌，只能是造假。”林奎成如是說。

另一方：http://news.sina.com.cn/c/2010-08-23/023020952024.shtml

　　通過郵件，潘偉斌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尤其是“魏武王”一說，潘偉斌說，曹操生前確實沒有稱“魏武王”，如果那時候稱曹操為“魏武王”，那就不是曹操本人。曹操二月份葬高陵，曹丕在八個月后代漢自立，建立曹魏政權，追尊其父親為武皇帝，此后人們提起曹操一般都稱為魏武帝。因此，魏武王正是他死后至曹丕稱帝這短短的八個月中所用的。

　　稱曹操為“魏武王”，這個詞早在曹操去世不久的南朝時期沈約編著的《宋書》上有記載：“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鹙鳥集鄴宮文昌殿后池。明年，魏武王薨。” 《通典》上也有多處提到過魏武王。上面記載著：“魏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

... ...

　“要是你仔細辨認，會發現，魏武王三字很潦草。為啥？古代王陵都是生前就開始打造，所以都是精雕細刻的。曹操死后，曹丕稱帝，這中間有8個月空白。而人死后，要入土為安，怎么稱呼曹操呢？倉促之間，刻了石碑。”劉慶柱說，仔細看，魏武王三字都比較潦草，這說明是當時急急忙忙雕刻的，而不是生前就開始打造的。

　　至于為啥是魏武王，河南考古所研究員郝本性說，魏是曹操的封號，武是曹操的謚號，王是爵號。把這三者放在一起很正常。

愷評：好似有點偷換概念，一方認為墓葬中不會出現“ 魏武王”三字，因為于禮不合，另一方認為，曾在文獻上出現“ 魏武王”三字，但是沒有回答是否應當出現在墓葬中，是否有其他類似的例子。古人很重視墓葬，薄葬不等于馬虎葬，不要混淆這兩個概念。曹丕還是要對他老爹表示尊重的，刻幾個字也不需要個把月，還是會認真的刻。

畫像石之爭：畫像石明顯是用電鋸銼的

發言人：黃震云，中國政法大學中文系博導、魏晉文學研究專家

　　一直研究魏晉文學的黃震云教授，從安陽曹操墓中出土的漢代畫像石方面對曹操墓的真偽進行了考證。黃震云教授說，他早在2008年就在動車上看見了河南安陽為曹操墓做了一篇題為“這兒就是曹操墓”的廣告，可那時曹操墓并未進行正式發掘，墓主身份也還未進行確認，他們怎么就確定這個墓是曹操墓？

　　黃震云教授說，從曹操墓一些已公布的畫像石圖片中看出，該畫面是仿照山東嘉祥的漢代畫像石，具體內容連山東考古界也沒有搞清楚是什么。而作偽者找到了最能表現作戰場面的圖像，認為這和曹操身份符合。恰恰鬧了笑話。

　　其次，從畫像石的風格來說，曹操墓出土的畫像石風格如北魏常見的線刻。作偽者雖然了解漢代畫像石的刻法，但是刻工水平低下，仿照了北魏的線刻法，帽子模仿漢代委冠。

　　“大家從圖片上可以看出來，整個圖像用現代工具開槽太深，說白了就是用電鋸銼的，邊框斜打得太過明顯，甚至連石頭印痕、石頭粉末還在的情況下在上面抹上黃土冒充。 ”黃震云指著投影儀上的圖片說。

另一方：http://news.sina.com.cn/c/2010-08-23/023020952024.shtml

　　至于畫像石的真偽問題，潘偉斌說，曹操墓中出土的畫像石是墓門和石槨上的。嚴格地說，它們不應該稱為畫像石。這些畫像石不僅在盜洞周圍出土，而且大量出土于墓室內，前后室內都有，其中在前室內至今還保留有成型大塊的畫像石。因為畫像石是作為封閉南北兩個側室用的，其黏結用料是白石灰，當然，其還保留有石灰的痕跡。而且在墓的大門上部至今還保留有黏結磚縫所用的石灰，其顏色純白。

　　因為這些畫像石被盜墓分子從門上撬下來，掩埋在土中，所以其上面黏有黃色土痕，沒有誰專門抹上去造假。

規模之辯：老子與兒子墓怎會同規模

發言人：張國安，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魏晉史博士、《顛覆曹操墓》作者

　　本身也是河南人的張國安承認，當第一時間聽到安陽出土了曹操墓時，第一反應是頭腦嗡的一聲，感覺怪怪的，第二天醒來，就笑了。

　　“因為‘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是正方最直接證據，恰恰也是反方最有力證據。先不論‘魏武王’這個稱號，單‘常所用’這三個字，無論考古學還是歷史學都沒有這三個字，它沒有先例，這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

　　此后，張國安稱自己從墓葬形制變遷看，曹休墓與東漢晚期墓有著明顯相似，但安陽的曹操墓平面形制則與西晉洛陽兩室墓常見格局相同，以及象征墓主身份地位的墓葬內收臺階，曹操與曹休居然都是7級，老子與兒子墓居然都是同等規模，無法顯示身份差異，因此西高穴墓主不可能是曹操。

　　此外，張國安稱，史實明確記載卞氏、曹沖都曾移來與曹操合葬，但現在的考古成果不能證明。“不是大規模的陪陵群，又沒有找到卞氏皇后印章，以及女性尸骨年齡又不符合，難道要推翻《三國志》的諸多歷史記載嗎？ ”

犀利言辭：“劉慶柱若沒說謊，我自我了斷”

　　胡覺照 西安市委黨校歷史系教授，歷史學者，《異說三國》作者

　　在河南安陽“曹操墓”的認定中，劉慶柱的作用無人能匹。這不僅表現在其力挺的不余遺力，更因其具有中國考古研究所前所長，學部委員的榮譽，一言九鼎。然而仔細思考就不對了，原來劉先生雖然學富五車，在“曹操墓”的認定中卻缺乏應有的誠實。

　　對于倪方六先生提出：“曹操墓”沒有墓志銘是最大硬傷。劉慶柱提出：(一)，曹操時代尚不流行墓志銘；(二)，墓志銘最早出現于南北朝；(三)，業外人說外行話。循著劉慶柱先生的思路，仔細查閱有關資料，原來并不是劉先生所說。

　　墓志銘有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次序依次為：墳墓，墳墓+墓志，墳墓+墓志+銘頌。再到后來，墓志銘從墳墓剝離，成為獨立的完備形態。東漢時期，貴族、豪門死者墓志已經十分普遍。而墓志銘不過是墓志的完備形態。劉慶柱先生利用墓志與墓志銘之間微小區別，將墓志一節隱藏起來，在墓志銘出現時間上大做文章，以占據口舌之爭的不敗之地。

　　我愿和劉先生一塊去測謊，我要是說謊了，人說老而不死是為賊，我自我了斷；如果劉慶柱說謊了，也不要劉先生了斷，就請劉先生以后不要胡說八道，把尾巴夾起來做人！

愷評：標題的這種話已經脫離了學術討論的問題，而針對人品，太意氣用事，太平洋可沒加蓋哦...

有曹操墓造假的鐵證

　　倪方六 中國盜墓史研究學者、記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兼職教授、《三國大墓》作者

　　當有記者提問“有一位河北專家據說手里有能證明安陽曹操墓是造假的鐵證，他為何沒來？”

　　倪方六表示，這位專家是河北的閆沛東，可以肯定地說他手里有安陽曹操墓造假的鐵證；他本來(來蘇州)火車票都買好了，可臨時退票了。他和另外的一個機構正緊密合作，在醞釀怎樣更好地揭穿(安陽曹操墓)這個騙局。

　　當然，他自己本人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所以這次沒來論壇也是有這方面的原因。雖然他本人沒來，但是他的論文是來了的。而且他手里確實是有這個(證明曹操墓造假)的證據。

　　無論如何，學術的研究是允許質疑以及反復推敲，整個事件，無論真真假假，認定是非常之倉促，整個過程，真正看清楚的是學術的浮夸。可能真，可能假，但是有很多疑點的前提下，以公權力武斷是不合適的。想起小時候的一個段子：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如果這種風氣在學術屆泛濫，是悲哀。

　　前段時間看了BBC的一個片子，講所羅門神殿石碑的真假。開始以色列的研究部門認為是真的，但是后來動用多種高科技論證發現是假的，這也可以用在那幾塊關鍵的石頭上，大概是分析石碑上附著的石灰巖（不記得具體如何講），尤其對刻字和非刻字部分，可能分析刻字是否是兩千年前的刻字。分析還包括石碑的正面、反面。所羅門石碑作假很厲害，正面的刻字和非刻字初步檢查都沒有問題，但是反面沒有精心造假，出了漏洞，雖然時候是用以色列的古老時候石頭，但十字軍東征的古老石頭并非原產于以色列，在上面有以前海洋生物的痕跡。我想對附著的石灰進行分析，至少可以清楚是否兩千年前的刻字，也即這是現代產品，還是真的是來自古墓的物品，然后才能討論是否曹操。

2010年9月22日

　　來自http://news.sina.com.cn/c/2010-09-22/005618146703s.shtml，這是非常重要的疑惑，幾乎無法辯白。而我認同劉心長的看法，學術要嚴謹，不能浮夸，允許質疑。整個過程，與現在的風氣一致，現有結論，后有證據，后面是利益的支撐。悲乎！

曹操墓刻有黃豆竹簪字樣石牌被指造假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2日05:03 中國經濟網

　　關于“曹操墓”真偽的爭論，風波再起。9月20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魏晉史博士、《顛覆曹操墓》作者張國安先生在給記者打來電話時稱，他在研 究安陽方面公布的西高穴大墓出土石牌證據時，無意中發現，有塊石牌上刻著“黃豆二升”的字樣，還有塊石牌上刻著“竹簪五千枚”。“黃豆這一稱呼，是在唐朝 以后才出現的，漢魏時期只用大豆一語。”張國安先生不無幽默地說，先是千年后的翡翠跑到“曹操”的嘴里，現在又是唐朝的黃豆玩時空穿越，埋進了曹操墓。還 有那個“竹簪五千枚”，難道曹操生前是篾匠，墓里怎么出現這么多的竹簪？

　　為何出現唐代“黃豆”？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魏晉史博士、《顛覆曹操墓》作者張國安說，安陽方面公布的這批石牌有21塊，除了“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文字外，其他的 石牌上還有“黃豆二升”、“刀尺一□”(那個字看不清楚)、“胡粉二斤”等等。“我曾請教北京大學的一位老教授，他說‘黃豆’一語是后代出現的，漢魏時只 用大豆一語。”張國安說，他這幾天反復檢索《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及各種金石墓志和簡帛牘策資料，并查看中國農業史的相關著作，發現結果確實如那位老 教授所言。“黃豆”一詞最先在唐代《開元占經》、《酉陽雜俎》等書中出老教授所言。“黃豆”一詞最先在唐代《開元占經》、《酉陽雜俎》等書中出現，之前用 的全都是菽、大豆之語，無論經史子集、簡帛金石，還是專業農學著作如漢《汜勝之書》、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中都是如此。“之前有人以石牌上出現不少未見 之語，并提出質疑，后來都被‘考古專家’輕易以考古發現往往有新東西來搪塞掉了。”張國安說，先是千年后的翡翠跑到“曹操”的嘴里，現在又是唐朝的“黃 豆”玩時空穿越，埋進了曹操墓。難道還會有“考古學家”出來改寫中國農業史嗎？

　　為何巨量竹簪無遺蹤？

　　在這些石牌里，還有一個讓張國安比較納悶，就是刻寫“竹簪五千枚”的。“以曹操家世背景，無論在陽間還是冥界使用竹簪，都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 情。我查了一下古代文獻，在漢族社會中，上層人士使用竹簪的現象也是出現在唐代，比如說，張九齡在《曲江集》里，就有一首詩《答陳拾遺贈竹簪》，清代大儒 徐乾學《讀禮通考》中說，在唐開元時期，三品以上官員喪葬時會有‘竹簪’陪葬。”張國安說，假設曹操墓說法成立的話，如此巨量的竹制物品不可能不留下痕 跡，但在這次考古中，對這種現象卻沒有提及，難道這么多的竹簪都被盜墓分子偷走了，連一點遺跡也沒留下嗎？

愷評：關于黃豆，網上有解釋：東漢末熹平 二年張叔敬墓朱書瓦盆文云：“上黨人參九枚，欲持代生人；鉛人，持代死人。黃豆、瓜子，死人持給地下賦”。看來是已有黃豆一說。

河北學者稱安陽曹操墓認定論證程序不嚴謹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7日10:52 河北新聞網-燕趙都市報

　　近日，河北曹操墓研究專家劉心長表示，對于安陽“曹操墓”出土的石牌等文物的發現、發掘過程以及認定過程存有諸多疑點，并認為這些重大疑點必需加以考察討論。

　　■石牌是怎么發現的？

　　鑒定石牌真偽的最重要的一個考古環節，是看石牌發掘出土時在墓中的土層土質和埋藏放置的情況。據南方某媒體報道，可證實“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 戟”石牌是在2009年11月中旬下大雪的一天下午快下班時在墓室泥土中發現的。對于石牌發現出土這一關鍵環節，公眾質疑強烈。比如有學者提出，最初的新 聞發布會上，稱刻有“魏武王”的石牌石枕是從盜墓分子手中繳獲的，過了兩天又有一個叫尚金山的出來說，刻有“魏武王”的石牌是他親手從墓中出土的，現在又 解釋說，出土石牌是59塊，8塊帶字的等等。

　　劉心長說，這些石牌是一窩出土的，還是到處撿來的？別人問什么，你拿出什么，總覺得有遮掩的嫌疑。如果在出土文物以前，文物販子手中已有這種文 物，而且墓又被多次盜挖過，這種情況就復雜了，要搞清楚，發掘以前出現的石牌是怎么回事？從文物販子手中收回的或從盜墓分子手中繳獲的石牌是真是假？發掘 前出現的石牌與發掘出土的石牌是什么關系？若不搞清，認定為曹操墓便無公信力。

　　■石牌是怎么發掘的？

　　根據媒體報道和有關信息，西高穴大墓還沒有進行發掘，似乎就為墓主定了調，即曹操墓。文物考古專業上有這樣的知識嗎？是什么硬證使考古發掘人員“底氣十足”地認定這個大墓是曹操墓呢？這中間究竟有什么故事？

　　大墓發掘前從盜墓分子手中繳獲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哪里去了？2006年大墓中盜掘出的幾件刻有“武帝家用”的石牌哪里去了？2009年4月，又從文物販子處傳出“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這是偶然的巧合，還是有必然的聯系？怎么相互配合得如此默契呢？

　　■怎么認定的曹操墓？

　　劉心長認為，公眾對安陽“曹操墓”認定過程提出質疑，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論證程序不嚴謹。比如有學者提出，“河南有關方面說國家文物局組織過兩次論證會，論證會都是由哪些人參加的，公布出個詳細名單來，讓大家 知道是怎么論證的。這么大的文化事件，沒有嚴謹的程序，是不能保證結果的公正性的。所有的資料應該一次公布完，經得起大家問。我覺得過于草率了。”時至今 日，公眾并沒有看到論證程序的詳情。

　　第二，論證態度不嚴肅。有河南媒體報道稱考古專家考證安陽大墓：“2010年1月1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專家一行12人，包括考古研究 所長王巍、副所長白云祥和陳星燦等談笑風生地進入曹操墓，旋而喜氣洋洋地步出曹操墓。”這是嚴肅認真的實地考證，還是在談笑風生的旅游觀光？在質疑聲 中，2010年1月13日，安陽大墓被“破格”認定為“曹魏高陵”并獲考古新發現等榮稱。對于有爭議的重大考古問題，有的要長達幾年，這種快速走馬燈式的 論證認定是一種嚴肅的科學態度嗎？

　　第三，論證結論不正確。劉心長表示，他對安陽大墓認定結論的質疑，既關注程序，也關注態度，而更為關注的是認定依據。他也對部分考古專家和有關 學者的認定依據進行了檢核，發現這些依據都是存有問題的，是不可靠的，因而結論也是不正確的。對于這種不正確的認定結論和認定依據，廣大公眾難道能夠不加 思考地接受認可嗎？對于安陽大墓認定為曹操墓的有關疑點，他將逐一進行考察辨析。

假設不能代替事實

林奎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555b110100l67l.html?tj=1

蘇 州會議之后，對曹操有沒有“魏武王”稱號的問題，原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所長郝本性先生和安陽市考古隊隊長潘偉斌先生立即作出了回應。這很好，不回避問題，才 是最終解決問題的唯一前提。然而，看了兩位先生的回應文字后，卻讓人感到，兩位先生都在回避問題的本質，先看郝先生的說法：

“曹操墓出土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但史書中都沒有準確出現過關于魏武王的記載，也很正常。古代地位高的人去世，都有謚號，而這個謚號至少是當時經過漢帝同意的。也可能是因為層次比較高，民間知道的不多，沒有流傳下來，也可能是因曹操死后20 多天就入了葬，加之當時又是高層權力動蕩之時，歷史背景比較復雜，時間又太短，沒有史書記載，或者有記載已丟失，或者有記載到目前還沒有發現，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時，即使下葬再匆忙，刻個魏武王的石牌，也是件很簡單的事情。”

短 短一段文字，連用了兩個“也可能”，又用了兩個“或者”，證據呢？一個也沒有！郝先生想必是受過史學基礎訓練的，應該知道，用證據說話是學術論辯必須遵循 的基本原則。你可以假設，你可以“也可能”或者“或者”，但是必須拿出證據來支撐你的“也可能”和“或者”，沒有證據支撐的假設，便脫離了學術的規范，這 樣的假設，不消我說，也不需要公眾評判，郝先生自己就應該知道它有沒有學術價值！我說曹操沒有“魏武王”的稱號，除了從典章制度的角度作了深入考察外，還 閱讀了公元 265 年曹魏滅亡之前之后的所有史籍，在這個基礎上，我才推出了這一結論。現在郝先生想推翻這一結論，請問，相應的工作你做了嗎？沒做而僅靠你的“也可能”和“或者”，能推翻我的結論嗎？

事實上，郝先生不僅犯了論說失據的錯誤，而且也犯了敘事失實的錯誤。譬如，郝先生說：“ 也可能是因曹操死后20 多天就入了葬，加之當時又是高層權力動蕩之時，歷史背景比較復雜，時間又太短，沒有史書記載，或者有記載已丟失，或者有記載到目前還沒有發現，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 個說法，嚴重違背了事實。《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王崩于洛陽，年六十六。···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曹操的 死時、死地，葬時、葬地，還有更重要的謚號，都記載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能置這些事實于不顧，非要說“沒有史書記載”或“記載已經丟失”、“到目前還 沒有發現”呢？《三國志》白紙黑字，莫非郝先生竟沒有讀過？郝先生是河南省資深文物專家，博學淹通，想來不至于連《三國志》都沒寓目，大約是為了比附“魏 武王”三字，故意對“謚曰武王”避而不談，這樣的做法，竊為史家所不取。我勸郝先生先端正一下自己的治學態度，然后在學術規范的框架之內來討論問題，這樣 說出的話來才有公信力。

同樣的，“武王”前面加不加“魏”的問題，郝先生也是想當然地認為“ 曹操生前本來就是魏王，死后獲得“武王”的謚號，入葬時加上“魏武王”，有什么大驚小怪的呢？” 如果郝先生能認真地研究一下中國古代的典章制度，我相信，他肯定要對自己的這個說法“大驚小怪”的！這個問題，我在《“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是偽造的》文章中已經辨析的很清楚了，還是請郝先生讀懂了我的文章以后再說話吧。

相比之下，潘偉斌先生的回應更不靠譜。潘先生說：“ 曹操生前確實沒有稱‘魏武王’，如果那時候稱曹操為“魏武王”，那就不是曹操本人。” 這是典型的答非所問，至今為止，沒聽到有誰說過曹操生前就被稱為魏武王的，爭論的焦點在于曹操死后下葬時該怎樣稱呼。曹操生前的稱呼，史有明文，今有共識，拿共識性的東西來為自己辯解，這不顯得很可笑嗎？然而緊接著，潘先生急轉直下，“ 曹操二月份葬高陵，曹丕在八個月后代漢自立，建立曹魏政權，追尊其父親為武皇帝，此后人們提起曹操一般都稱為魏武帝。因此，魏武王正是他死后至曹丕稱帝這短短的八個月中所用的。” 既 然承認曹操被尊為“武皇帝”之后就應當被后人稱為“魏武帝”，怎么又突然說“因此，魏武王正是他死后至曹丕稱帝這短短的八個月中所用的”？二者之間有這種 因果關系嗎？——此其一。其二，說“魏武王正是他死后至曹丕稱帝這短短的八個月中所用的”，又是一個大膽的假設，不過，這個假設和郝先生的假設還不一樣， 郝先生還知道使用留有余地的“也可能”、“或者”一類并不肯定的語氣，潘先生卻大膽地使用了極為肯定的“正是”一詞。無奈氣壯而理不直，這個假設照樣沒有 證據的支撐，完全是主觀臆斷，潘先生要想令人信服，必須把“短短八個月中”曹操曾被稱為“魏武王”的證據公示出來。

潘 先 生從《宋書》和《通典》里找了兩條稱曹操為“魏武王”的證據，這不免笑話了。你不是手里有幾塊“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嗎？你不是說這些石牌都是在“曹操 墓”里挖出來的嗎？既然如此，我們要討論的就是曹操墓里有沒有可能出現“魏武王”三字？換句話說，就是我剛剛強調過的，曹操死后下葬時該怎樣稱呼？再換句 話說，是終曹魏一朝，該怎樣稱呼曹操？明白了嗎？這才是問題的核心和本質！曹魏滅于265 年， 《宋書》的作者沈約是南朝時的梁朝人，中間隔了二百多年；《通典》的作者杜佑是唐朝人，中間隔了五百多年，兩個都不是曹魏時代人，他們稱呼曹操，可以不考 慮曹魏時的禮制約束，只要讓人知道“魏武王”指的是誰、不產生誤解就行了。以后證前，史家大忌，潘先生不該連這點常識都不具備。有個風噪一時的八卦電視劇 叫做“康熙大帝”，里面的博爾濟吉特氏皇太后口口聲聲自稱“我孝莊”如何如何，“孝莊”是謚號，連博爾濟吉特氏自己都不知道她死后可以被稱為“孝莊”，如 此荒唐不經的自稱，可是觀眾并不追究這個錯誤，為什么？因為那是八卦電視劇，是娛樂品種，觀眾只要知道“孝莊”指的是誰就行了，稍有常識的人都不會把它當 做嚴肅的史實來看待的。潘先生現在也玩兒起了這個，怪不得回應的牛頭不對馬嘴。

“曹操墓”的問題，破綻百出，難以彌縫，它是人為制造的產物，敢說證據確鑿，鐵案如山！即以“魏武王常所用”石牌而論，“魏武王”一說，在曹操生前死后的 曹魏一朝里根本就不曾有過。你硬要說有也可以，但必須拿出準確無誤的證據來，沒有證據支撐的假設不行！“也可能”三字，何以釋天下洶洶之疑？“或者”二 字，何以杜天下悠悠之口？

最后說兩句題外的話。這次蘇州會 議，由于會務上的疏忽，把我的身份誤寫成了“開封市文聯書畫委員會主任”，非份之譽，一如嗟來之食，是我不敢承受的。會務主要負責人倪方六先生為此專門向 我作了解釋和道歉，我接受了這個解釋和道歉，并且我倆同時在各自的博客里對此事作了更正和說明。特予重申，以正視聽！

總結

以上是生活随笔為你收集整理的盗墓小说和西高穴：真真假假曹操墓的全部內容，希望文章能夠幫你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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