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读者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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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處境到了今天這個份上，該讓我們的編輯和作家有點悔悟了，那就是光靠玩技巧和語言以及所有的花活唬不了讀者，更救不了小說本身。我們知道一種藝術形式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它的接受者的存在，所謂皮之不在，毛將存焉？比如小說之于讀者，電影之于觀眾，讀者不讀小說了，那小說的存在還有什么意義呢？好在前幾年電影曾經救了小說一把，讓小說足足火了一回。可現在電影界也有人預言，下個世紀電影也可能消失，這話有點聳人聽聞，但也可能是兔［小說？］死狐［電影？］悲呢，因為到時候真正的觀眾也不存在了，只要坐在家里一邊聊天一邊不停按遙控器的人。所以小說要生存和發展，只有靠小說自身，靠廣大的讀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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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是什么？有人說是回憶的藝術，有人說是虛構的藝術，但我要強調的是小說更是讀者的藝術，這僅僅是我不得以而為之得一種說法。讀者不光是那些少數的研究者和評論家，而是更為廣泛的普通的閱讀群體，他們才是上帝。從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成為暢銷書，到劉恒的為平民說話的小說《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獲得稱道，［《北京文學》１９９7年第１０期］，還有剛剛發表就令讀者叫好的陸濤的中篇小說《屈體翻騰三周半》［見《北京文學》１９９９年第８期］等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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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濤在文壇上應該說是一個陌生的名字，盡管幾年前他的“布老虎”長篇小說《造化》曾經發行３０多萬冊，當然這本書有很大的暢銷書性質，但正是這本書使他懂得了讀者的重要性，也使他在以后的小說創作中更多地考慮如何讓小說寫得更好看更貼近讀者的生活。他曾對我說：我寫小說的目的只有兩個，其一是讓讀者了解我，其二是通過我的寫作讓讀者了解自己。讓讀者了解“我”容易，因為時下流行的多數小說大抵如此，而讓讀者了解自己就很不易了，它不光需要作品由“作者”至“讀者”的簡單或者復雜的“生成轉換”，更需要作家對社會的責任和對讀者的尊重。從《零點播出》到《黑頭發飄起來》，從《我是你爸爸》到《屈體翻騰三周半》，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感覺到陸濤在一步一個臺階的走近他的既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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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體翻騰三周半》作為一個專為讀者寫的小說，它的內容遠沒有它的題目費解，這個題目取自跳水比賽的一個技術動作。文中有這樣的解釋：“［人］從高處往下跳，團著身子，跳進水里，你看，跳進去的總有掌聲，實際上他們不一定需要掌聲的，最關鍵的是無論成功與失敗，他們都站著。”這句話讓我們聯想起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中桑提亞哥的那句名言：人可不是造出來要給打垮的。可以消滅一個人，就是打不垮他。由此我想提醒不少人將《屈體》定性成是一部“下崗”與“自救”的小說是不能完全令人滿意的。其實“下崗自救”只是小說的一個層次，或者說是小說故事的外在的邏輯形式，它更內在的核應該是人面對挫折，面對命運的一種無畏的精神和風度。就是說人生有時可能需要“屈體”，需要“幽他一默”，但最終選擇的卻是“站立”和“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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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說中的李小喜、劉芳和李老爺子這些人物都是些最容易被社會忽略的群體，因為他們太普通，普通得缺少大喜大悲和大智大勇，但是這并不能說明他們沒有不幸，沒有痛苦，沒有歡樂。李小喜的下崗，開面包房，直至死，可以說毫無悲壯可言，劉芳對丈夫、兒子的愛和對打針的恐懼也單純得令人竊笑，但是他們都是好人，一群可愛的不是英雄的好人。即使李老子蓄謀已久的“犧牲”，雖然會引發人們的爭議，但其中蘊含的愛與痛卻讓人不堪懷疑。加上文中處處浸潤的人間親情和友情，更是叫人由衷地感嘆。讀著這些好人，使我想到了小說中關于“人”的那個像甲骨文的符號“ ”，一個站立的人，它雖然沒有姓名，沒有性別，也沒有身份，但它卻是一個象征，一個隱寓，它將和小說中那些活生生的人物一樣，深深地刻在讀者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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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一個愛看文學雜志的圈外朋友對我抱怨道：現在的雜志怎么讀不到一篇讓人感動的小說？我當時不以為然，過后我卻有些震動，使我想了許多有關寫作的最基本的問題：小說到底是什么？它與讀者的關系如何等等。不久他半夜給我打來電話，略帶顫抖的聲音說他看完了《屈體翻騰三周半》，他終于用了“感動”這個詞，我被他的“感動”感動了。在現今文壇能夠讀到一部讓人感動的小說竟然也成了一種奢侈，這到底說明了什么呢？是否預示著我們的小說已經患了絕癥？好在往往在讀者最失望的時候，總會有一兩個新作者或一兩部好作品揭桿而起，讓我們不至于對文學喪失信心，如《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如《屈體翻騰三周半》等等，由此我替小說的作者陸濤高興，也為那些在成堆的書刊中沙里掏金的讀者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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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文發表于《文藝報》199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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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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